第八章 不做蠢事
如何通过运用查理·芒格的策略系统性地降低做蠢事的概率，进而更好地投资、思考和生活
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
——《传道书》
明智之人必须研究好的和坏的思想和行为，但首先要研究坏的。你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不聪明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不需要做的。
——列夫·托尔斯泰，《智慧历书》
坚持不做傻事而不是努力做聪明事的人，长期坚持下来，必将获得非凡的优势。
——查理·芒格
我从4800公里之外风尘仆仆地赶到洛杉矶就为了采访查理·芒格10分钟。我提前一个小时到达了目的地，在紧张与兴奋中等待着他的召见。2017年2月15日，芒格出席了在市中心举办的每日期刊公司（Daily Journal Corporation）的年度股东大会，他是这家名不见经传的报纸出版商的董事长，不过，大多数人都只知道这位亿万富翁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副董事长，也是巴菲特40多年来的合伙人。芒格出生于1924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团队的共同缔造者。
芒格同意在年会召开前和我私下里谈谈，因此，我站在每日期刊公司总部的一个会议室外等他。大厅里挤满了他的信徒，其中不乏知名的投资者，如李录、莫尼什·帕伯莱、弗朗索瓦·罗森、惠特尼·蒂尔森、克里斯托弗·戴维斯和弗朗西斯·周等。几乎没人在乎每日期刊公司，这是一个常被人提及的梗。与会者进入大楼时，他们会按要求做一下登记，写明他们持有的股份数量，几乎所有人写的都是零。像我一样，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了当面聆听这位93岁的偶像的教诲。
一想到马上要与芒格见面，我既兴奋又忐忑，他聪明睿智但脾气暴躁，他目光如炬，能在顷刻间发现你的缺点和错误。巴菲特曾称：“芒格能比其他任何活着的人更快、更准确地分析和评估任何一种交易，他能在60秒内无误地看出一切缺陷。”巴菲特还说，芒格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30秒大脑’……在你还没说完一句话之前，他就看到了本质问题”。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曾说过，芒格是“我见过的视野最宽广的思想家”。
芒格的思想让那些不太崇拜英雄的人产生了敬畏之情。认为芒格的智力“超出巴菲特一大截”的帕伯莱一想到芒格和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被誉为“加州理工学院最强大脑”的科学家同台演讲的情形就忍不住笑出声来。“那家伙看起来像个一无所知的傻瓜。俩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个笨蛋，另一边是位真正的智者。”帕伯莱补充说，芒格的天赋给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扩充自己的优势，他每周还会精读几本书，内容涉及多个学科。“令人难以置信的脑回路”和“密集的数据输入”相结合，“让人觉得这家伙已经活了300年”。
等待芒格接见时，我内心感到了一丝恐惧。即使是他最狂热的崇拜者也承认，他有时候待人非常粗鲁。经常去奥马哈和加利福尼亚听芒格演讲的周笑着对我讲了一名基金经理的往事。周说，有一天，他的一位朋友在电梯里碰到了芒格，他大声说：“芒格，你给了我很多启迪！这么多年来，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对此，芒格只说了一句：“那又如何？”说完就转身走开了。
比尔·米勒回忆起了在纽约的一条街上遇到芒格时的情形。他说：“我说，‘芒格！’他看着我说，‘你是谁？’”米勒做了自我介绍，还提醒芒格说，他们曾经在一次行为金融会议中见过面。“芒格听后说，‘哦，想起来了！’然后他对妻子说，‘你先回旅馆吧，我和比尔要一起走走……’我们大概走了一个小时，谈论了一些小事情。他问的‘你是谁？’很好笑！”
但我最喜欢的芒格交际趣事出自巴菲特之口。在2008年的午餐会上，巴菲特与帕伯莱和盖伊·斯皮尔分享了这一往事。芒格有一只假眼，他在拜访机动车辆管理局时，一位官员冒失地问他：“您还剩一只好眼了吗？”芒格回答说：“不，我长出了一只新眼。”
帕伯莱曾向我保证说，芒格比外界传闻的更友好、平和。“芒格是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的人。他外表看起来冷酷无情，但一旦你了解了他，你就知道，他是个大好人。”芒格的女儿莫莉是一名律师，也是一位慈善家，她补充说，现在的芒格成熟柔和多了，“他有尖刻的一面，我想他年轻时这一特点更明显。”
尽管如此，我还是事先为我们的短暂交流做足了准备。当我仔细研究他几十年来的演讲、著作和其他的思想感悟时，我开始意识到，芒格一直以来的做法是：降低自己“愚蠢地思考”“愚蠢地做事”“犯非原创性错误”和“做常见傻事”的概率，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效仿他的做法。
例如，在2015年召开的一次股东大会上，他嘲笑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错觉，即市场效率很高，没有人能击败它。他说：“我知道这纯粹是在胡说八道。”他还补充说，他也“从不相信伊甸园里有一条会说话的蛇。我有识别垃圾的天赋。我的好见解并不比别人的多，我只是比其他人少说了蠢话、少做了蠢事而已。其他人都在努力做聪明人，而我要做的是避免做白痴。我发现，要想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你就不要做蠢事，不要说蠢话，做到这几点比想象的要难得多。”
地球上最聪明的人关注的是避免做蠢事，这是个奇怪的悖论，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无论是在市场上还是在生活中，这都是非常有效的策略。
在生活中不做蠢事的指南
会议室的门打开了，芒格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跟我打招呼：“很高兴见到你，坐吧。”我和这位大师几乎肩并肩地坐在一起。有几个人在离开会议室时吵嚷着什么，但芒格毫不费力地隔绝了这种吵闹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接下来要做的事项上。他一头白发，戴着一副强效眼镜。他体型瘦弱，这使他的深色西装显得有点松垮。令我欣慰的是，他的态度出奇地平易近人。
没时间寒暄了，所以我直接切入了正题。我告诉芒格，我把他视为“减少愚蠢行为的大师”，我问他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的精力避免常见的错误和非理性行为。“因为这么做的效果好，”他说，“这么做有效。逆向考虑问题是违反直觉的。人要变聪明很难。如果你能四处走走，识别出所有的灾难，知道‘是什么造成了灾难’并努力避开它们，你会发现，这是寻找机会和避免麻烦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芒格逆向解决问题的方法受到了卡尔·古斯塔夫·雅可比的影响，后者是19世纪的一位数学家，他有句名言是“倒过来想，一定要倒过来想”，但芒格告诉我，在朋友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帮助下，他养成了倒过来想的心理习惯。哈丁是一位生态学家，对劣质思维的可怕后果颇有研究。芒格说：“哈丁的基本想法是，当有人问你应该如何帮助印度时，你只要说，‘要毁灭印度应该做什么呢？’然后你想清楚你能做什么，之后你倒过来说，‘现在，我不会这么做。’这种做法违反直觉，但它确实有助于你解决问题，是一种考虑更周全的方式。”
1986年，芒格在洛杉矶一所预科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他的8个孩子和继子中有好几个都出席了这次活动。演讲时，芒格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大谈成功和幸福的秘诀，而是举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例子，说明了应用逆向思维的原理。他给学生们开出了一个“能确保他们过苦日子的药方”，比如不可信赖、寸步不让、心怀不满、睚眦必报、妒火中烧、嗜酒如命、不从别人的各种经历中吸取教训、顽固不化、当遭受生命中的挫折时萎靡不振。
当我问芒格如何应用这种思维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时，例如是决定结婚还是买入特定的股票，他建议提出这一问题：“这么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吗？”而不是问，“这么做的后果很美妙吗？”找出哪里有问题并加以避免与确认什么是好的并试图去做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在生活中这两个方面你都必须做到。但这种发现问题并避免不良后果的逆向思维能让你避免很多麻烦……这是一种预防措施，就像飞机起飞前的检查。
同样，如果你想投资一只管理良好的基金，你可能会先问，“怎么做会导致我投资的基金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个问题会让你思考投资者通常忽略的所有陷阱，例如，高得离谱的费用、市场上最热门和最昂贵的行业面临的风险敞口，以及近期不断攀升但几乎肯定不可持续的回报率。
这是我们应该从芒格身上学到的第一个防止做蠢事的心理诀窍：想象可怕的后果；逆向思考，问问自己哪些错误行为可能导致不幸的结果；然后小心谨慎地避免做出这些自我毁灭的行为。芒格说：“当然，很多人对中大奖如此感兴趣，以至于他们不去想那些可能阻止他们中大奖的蠢行。”
巴菲特和芒格利用逆向法避免了许多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灾难。2009年，巴菲特在致伯克希尔股东的信中以“我们不做什么”为题详细讨论了逆向法。例如，“我和芒格避开那些我们无法评估其未来的企业，而不管它们的产品多么诱人”，他们坚持投资“那些未来几十年内盈利前景似乎可被合理预测的企业”。伯克希尔还持有大量现金，这样，在经济困难时期，公司就不必沦为“恳求者”了。巴菲特还开玩笑地说：“还可以在不太崇高的层面运用这种方法，比如倒唱一首乡村歌曲，你很快就能收回你的车子、房子，追回你的妻子。”
像巴菲特和芒格一样，我认识的所有卓越的投资者都很清楚自己不该做什么。乔尔·蒂林哈斯特（Joel Tillinghast）自1989年开始担任富达低价股基金经理以来，每年的收益率比罗素2000指数高出了3.7个百分点，被《富达投资者》（Fidelity Investor）的通讯编辑吉姆·洛厄尔（Jim Lowell）称为“他那一代最有天赋的选股人”。在波士顿的一次采访中，我请蒂林哈斯特谈谈他的制胜策略。答复我的问题时，他列出了他回避的所有股票。例如，他避开了处于发展阶段的生物科技股，因为他知道这些股票可能让他表现出最糟糕的一面：他无法对这些股票的盈利性做出有效的预测，因为它们的“未来非常黯淡”，它们的波动性也非常大，这可能导致他情绪失控。他说：“如果我买入了生物科技股，我会发疯的，我不会触碰这类股票。”
蒂林哈斯特是一位腼腆胆小的数学天才，目前管理着400多亿美元的资产。他制定了大量的防御性原则并加以践行，业绩超越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他说，首先，“不要支付太高的价格，不要选择那些容易遭淘汰和打击的企业，不要跟骗子和白痴一起投资，不要投资你不懂的领域。”
蒂林哈斯特还避开了那些周期性强、负债累累或风靡一时的企业。他将“促销管理”和“激进的会计处理”视为“危险的信号”，他回避那些他没有特殊的见解或技能的领域，因为没有什么比“远离无知”更重要了。他还避免“过于公开或频繁地”谈论自己的持仓情况，因为那样做会使自己难以改变主意、难以承认自己的错误。此外，他还遏制了积极交易的冲动，因为频繁的交易会产生繁重的交易成本和税负，从而侵蚀他的收益。
排除了所有令人失望的常见因素后，还能剩下什么呢？一个由诚信之人经营的、价值被低估的、可被理解的、财务稳定的、有利可图的和不断增长的企业的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他收益率“最惊人”的股票是怪物饮料（Monster Beverage），截至目前已经上涨了1000倍。
从蒂林哈斯特的例子可以看出，了解导致失败的常见因素可使我们获益。想想为什么大多数投资者会陷入困境，而他这样的投资者却不会呢。他说：“变得更优秀很难，但你可以选择不做什么，这很容易控制，更容易做到。对我来说，减掉6.8公斤很难，但拒绝吃甜甜圈很容易。”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芒格的逆向法也能有效地防止我们的个人生活陷入混乱。为了证明这一点，马克尔公司的联合CEO汤姆·盖纳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我和一位可爱的女士结了婚，一天，我独自一人在酒吧饮酒……与适量饮酒相比，酗酒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的诱惑和条件。”他建议运用“芒格的逆向法”提出这一简单的问题：“做什么会产生恶劣的结果，如何避免这样的恶果？”盖纳说，一个合理的答案是“喝两杯酒而不是十杯”。
如果你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出色的选股人或一位出色的配偶，你要先问问自己，如何做才能成为一名糟糕的选股人或糟糕的配偶。然后再倒过来思考。
蠢事收集者
当其他亿万富翁忙着收藏艺术品、古董车和赛马时，芒格成了“荒唐事”“愚蠢事”和“无聊事”的收集者。他的女儿莫莉说，她青少年时期常听父亲讲许多蠢人蠢事的警示性故事，这些故事通常含有“忘恩负义的情节和糟糕的道德评判”。一个典型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备受宠爱的财产继承人后来对其父恨之入骨。莫莉·芒格对此评论道：“无论从哪个层面看，此人的做法都是愚蠢的，他忘恩负义、自毁前程、不切实际、妄自尊大。”
这种积极收集他人蠢事的习惯是防止做出蠢事的“一剂良药”。事实上，它是我们应该向芒格学习的第二大反蠢行技巧。这种反常的嗜好给芒格提供了无尽的消遣和见解，也使他将这些应避免的“蠢行”合理地分了类。他告诉我，任何人都可以从这种做法中受益，“但我认为，除非你有相应的性情，否则你做不好它。我做的很多事都与智商无关，而是与性情、态度有关，但我认为这些是遗传来的，比如快速的手眼协调能力或者建立联系的能力。”
在芒格眼里，投资蠢行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例如，他嘲笑一些人喜欢听市场预测，认为这种无效的金融占卜就像古代以观察绵羊的内脏来预测未来。投资者常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在价格最高时收购了周期性公司，很多人总是这样做，当然，投资银行家会鼓励购买这些垃圾，因为这能给他们带来佣金收入”。这些天真的投资者没有意识到，“旧周期会回来”，而是相信股票“会继续涨下去，因为它一直在涨。这是典型的愚蠢行为”。
芒格还收集整理自己的蠢行。在2017年召开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他坦率地谈到了他和巴菲特犯下的两个最严重的错误。芒格面对着大约4万名伯克希尔的股东坦言，没有买入谷歌公司的股票“让你们失望了”，“当一切很顺利时，我们卖出了沃尔玛的股票。”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向公众提及自己犯过的错误，我们也不想承认它们，但在芒格看来，他越是公开透明地审视自己的错误，他就越不可能重蹈覆辙。他曾对伯克希尔的股东们说：“我喜欢人们承认自己是十足的蠢货。我知道，如果我能直面自己的错误，我会表现得更好。这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技巧。”事实上，这是我们为防止在职场中做出蠢行必须向他学习的第三个技巧。
不过，芒格不会一直沉迷于自我鞭笞，他承认错误、吸取教训后会继续前行，不会沉湎于过去的错误而无法自拔。他说：“我们要定期梳理错误，我们从别人的经历中间接学到了很多，我们也从自己不愉快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在伯克希尔犯下的一些错误曾深深地刺痛了他，包括1993年对德克斯特鞋业公司（Dexter Shoe Co.）的收购，该公司后来被低成本的中国竞争对手所淘汰，但这些错误在其宏大的计划中都算不上是灾难性的。
谈到避免灾难的重要性，在我见过的投资者中，弗雷德·马丁（Fred Martin）的认识最为深刻，他是明尼阿波利斯原则成长股投资者公司（Disciplined Growth Investors）的创始人。在他生活的各个领域里——从理财到驾驶私人飞机，避免灾难都是他优先考虑的事项。和芒格一样，马丁也把剖析别人的错误作为重中之重。他说：“你不必怀着兴奋感去做这件事，这样做只是为了学习。”在越南战争期间，马丁是一名海军军官，在4年的战争岁月里，这种思维方式成了他的求生策略，因为战争期间的难忘经历让他看到了犯下可预防的错误可能导致的致命后果。
马丁于1969年6月从达特茅斯（Dartmouth）商学院毕业后加入了美国海军。当月，一艘美国驱逐舰“弗兰克·埃文斯”号在南海与澳大利亚的一艘航空母舰相撞，当时是凌晨3点，驱逐舰的指挥官睡着了，留下了两名经验不足的中尉值守。驱逐舰转向了错误的方向，误入了航母的航道，被拦腰截成了两半。在短短的几分钟内，驱逐舰的前半部分就沉没了，大部分船员被困在了里面。此次事件总共导致74人死亡，4名军官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一事件最终的调查结论是，这是一起“悲剧事件，是人为判断失误导致的”。
马丁仍然清晰记得他看到那张被拦腰切断的驱逐舰残骸的照片时内心的恐惧感：“这是一张令人震惊的照片，舰体只剩下了一半，简直就像一名焊工举着火把，把一半的军舰砍掉了。”但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这样的灾难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马丁被任命为另一艘驱逐舰的中尉，成了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指挥官。当舰长入睡时，24岁的他就要为240条生命负责。他怎么能忘记“弗兰克·埃文斯”舰上那两个倒霉蛋呢？这两个“可怜虫”把他们自己的军舰弄沉了。
一夜又一夜的值守导致马丁睡眠严重不足，但即使精疲力竭时，他也会站着值守。船舰上的无线电会发出刺耳的声音，机舱里的值守人员会给他打电话询问一些问题，他们在黑暗中依靠蒸汽动力穿过危险的水域。他说，这种环境“很容易让人犯下可怕的错误，伙计，你很累了……但你只想活下去”。其间他养成的一个习惯是，每当他的军舰要转弯时，他都会走到舰桥上，用肉眼确认航道是畅通的。马丁说，转弯前必须“看一看”的“简单规则”不是“我们训练的一部分”，但“它本应该是”。现在他已经70多岁了，回首往事，他意识到，自己谨小慎微的习惯正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1973年，马丁从海军退役。他回忆说：“这是我在认真思考后做出的选择。”股票市场一直很吸引他，12岁时他就开始买股票，在军队时，他甚至还让人把订阅的《华尔街日报》分批送到了军舰上。退役后，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银行找了份股票分析师的工作。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一职业领域的大多数成员都缺乏在危急时刻保护自己和“舰友”的警惕性。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股票经纪人，颇有销售天赋，但由于任职的经纪公司破产，他父亲损失了50万美元。随后其父不顾后果地将部分家族财富押在了一家公司身上，忽视了所有预示该公司即将崩溃的警示性信号。
几年后，他父亲因马丁推荐的一只股票赚了一大笔钱，当他们在电话里谈及此事时，马丁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但却是个“糟糕的投资者”：他“交易过于频繁”“冲动”“总在寻找快速赚钱的投资机会……他太亢奋了，所以我意识到，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马丁开启投资职业生涯时，正值大众亢奋的时期，理性的人寥寥无几。1973年，在“漂亮50股”的引领下，市场陷入了疯狂，马丁看出股价已脱离了现实。他回忆说，他分析了一只不盈利的热门股后对老板说，这只股票价值不大。“老板说，‘啊，别担心，弗雷德，这是只信仰股。’”马丁说。当股市在1974年崩盘时，“所有大佬”都被“洗劫一空”。但此时他看出，股票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千载难逢的买入机会来了……你要做的就是大胆投资”。作为一名虔诚的攒钱者，他有足够的现金去购买一系列廉价股，包括飞行安全国际公司（Flight Safety International）的股票——“这是我的第一个全垒打”。
这些典型的市场蠢行进一步强化了马丁在海军服役时得到的启示：没有什么比避免犯灾难性的错误更重要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到了这一规律：掉以轻心会招致不必要的灾祸。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和电信热潮中，他的一些客户把毕生的积蓄转投给了吉姆·奥尔施拉格（Jim Oelschlager），吉姆是一位随身携带枪支的技术布道者，在巅峰时期，曾吸引了300多亿美元的投资。奥尔施拉格管理的基金专注于狭隘的领域，投资的都是像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这类定价过高的公司。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时，思科的市值蒸发了4000亿美元。正如马丁所担心的那样，那些过度投资于这种极端激进基金的狂热投资者都被“献祭”了。
另一位客户打电话问马丁能否保证“每年都获得”12%的收益率。马丁告诉他，股市波动性太大，他无法保证一直获得这么高的收益率，“对方说，纽约有个叫麦道夫的家伙能确保获得12%的收益率，但他不告诉任何人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是个天才”。后来这位客户把他的资金委托给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管理了，后者是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的操盘者。从中能得出什么教训呢？马丁说：“当对方说不出他们是怎么做的，或者你不能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时候，那他们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他的“风险管理黄金法则”很简单，即“知道自己拥有什么”。
在马丁看来，抵御灾难的最佳方法是“理解投资的核心原理”，然后总结出“基本准则”，永远不要违反这些“金融万有引力定律”。首先要遵循的基本准则是保持安全边际，即以低于价值的价格买入资产。马丁与他人合著了《本杰明·格雷厄姆成长股投资策略》（Benjamin Graham and the Power of Growth Stocks）一书，他在这本书里告诫投资者：“你可能搞砸了投资，问题是，你能很快复原吗？”“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理念能助你‘控制’错误，这样你就不会犯太大的错误，你也就能很快恢复元气了。”
马丁并不是要我们避免冒险，相反，他说：“你要获得回报，就得冒险。”但我们应始终做到“在冒险前三思”。马丁现在管理着60亿美元的资产，客户至少要投入1500万美元才能在他那里单独开户。他关注的是快速增长的中小型公司这个利基领域，但他坚持以较低或公平的价格投资。在投资前他会评估企业当前和7年内的内在价值，他信奉的一条理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的市场价值将与其内在价值融合。他说，“一只股票的回报来源有两个，一是内在价值的增长，一是股价对企业‘实际价值’的‘回归’。”他不知道股价什么时候会回归，但他的平均持有期是10年。
只有在价格足够便宜且预计在未来7年内能够获得高回报的情况下，马丁才会买入一只股票。对于中盘股，他设定的最低回报率为12%，对于风险较大的小盘股，他设定的最低回报率为15%。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有设定了这些标准化的要求，他才会在股票价格足够便宜时系统性地买入。正如马丁在海军服役时所学到的，“按程序走”是必不可少的保障：“永远尊重它，因为它能让你远离麻烦。”1采用标准做法和严格遵守规则是我们减少蠢行的第四个技巧。巴菲特和芒格可能不需要正式的标准或规则来约束自己，但你我不是他们。
马丁还“虔诚地”遵守另一条准则：他对一只股票的投资额不会超过他执掌资产的3%。通常情况下，他持有45—50只股票。这样的设定是否太保守了？确实是，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多年来以绝对优势跑赢指数，同时他还不用承受无尽的痛苦。
以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和鲍勃·戈德法布（Bob Goldfarb）为例，这两位投资天才对威朗制药投下了巨额赌注。会计欺诈和药品定价奇高的丑闻爆出后，这家公司损失了95%的价值。戈德法布将红杉基金30%以上的资金投给了这只股票，丑闻爆发后，他悻悻地退休，他的辉煌记录也因此毁于一旦。阿克曼损失了40亿美元。马丁说：“显然，他是个聪明人，但是，哎，他的操作显得太业余了……他持仓没必要那么极端。”对马丁来说，研究“真正优秀的人”遭遇的“金融灾难”特别具有启发性，因为这可以“不断提醒自己做这项工作有多难……保持谦虚在投资中极其重要，要经常考虑到自己的局限性”。
这种谨慎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只适用于投资领域。芒格经常提到，避免做出会导致股价小幅上涨但大幅下跌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他曾经说过，“有三样东西会毁了人：毒品、酒精和债务”。具有这种不对称性风险的行为还包括酒后驾车、婚外情和骗税或虚开发票。不管我们的道德观念如何，这些都是愚蠢的做法。
作为一名海军军官、基金经理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马丁能幸存下来绝非偶然。他严格奉行“不让灾难夺去生命”这一基本理念，如今，他驾驶的是一架二手湾流喷气式飞机，这架飞机最初的价格是1400万美元，等它的价格跌至525万美元时，他买下了它。“太棒了。”他感叹道。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自己和公司的首席飞行员称为“天空中两个最大的懦夫”。
他们多年来遵循的这一“铁律”让他们远离了很多危险：当他们旅行时，若任何一个人没有“温暖而舒心的感觉，他就要说出来，我们就会掉转方向……对此没有任何争议”。马丁回忆说，由于飞机存在燃油不足的风险，他推迟了与一位大客户在佛罗里达州的会面：“我不愿意违反安全边际原则……开会迟到是小事，机毁人亡可是大事。”
马丁把这条规则纳入了他的投资流程。他授予了两位值得信任的同事否决他选定的任何股票的权力，这也是一项系统性的保护措施，可以防止他因疏忽大意和过度自信而铸成大错。
马丁乐于承认自己是个易犯错的人，这样的态度不仅利于保护他自己，而且使他能够从其他投资者的失败中获利。几年前，一家曾管理了数十亿美元的高收费对冲基金公司因业绩不佳而倒闭，马丁趁虚而入，以2.5万美元的价格从这家倒闭的公司购买了价值50万美元的“华丽的”办公家具。他说：“永远不要忘记，能活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2
当心你的大脑
作为投资者，我们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我们的大脑不具备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我们的判断常常被恐惧、贪婪、嫉妒和急躁等情绪左右，常常受一些因素的干扰，比如偏见会扭曲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我们易受五花八门的推销和同行压力的影响、我们常常根据错误的或不完整的信息采取行动。正如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愚昧者的愚昧》（The Folly of Fools: The Logic of Deceit and Self-Deception in Human Life）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奇妙的感知器官”会让我们获得能导致大脑系统性地“退化和损毁”的信息。
20世纪90年代，芒格在有关“人类误判心理”的3次演讲中阐述了这个问题。2005年，他把演讲稿进一步扩展后，将其收录进了他的经典大作《穷查理宝典》一书中。他的演讲被尼克·斯利普誉为“有史以来最精彩的投资类演讲”，堪称一次振聋发聩的智力展示。芒格从来没有上过心理学课程，只读过3本关于这一主题的教科书。他总结出了25种可能导致我们大脑功能失调的“心理倾向”，还给它们起了非常贴切的名字，比如过度自尊心倾向、胡言乱语倾向和避免痛苦、否认现实心理倾向，他甚至批评学术界的心理学家不理解自己钻研的学科。
芒格整理出了“标准的思维错误”，为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实用的思维陷阱清单。“要注意的是，首先要理解它们，然后训练自己摆脱它们。”斯利普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这么做很有必要，因为人“最持久的优势是心理优势”。
芒格从一个重要性几乎被所有人都低估了的倾向开始谈起，他指出，激励在“改变认知和行为”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引用了心目中的英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过的这句话：“当你想要说服别人时，诉诸利益而非理性。”芒格写道：“这句格言启示我们，在生活中应该运用这一伟大而简单的原则：当你考虑运用激励机制的时候，一定要只诉诸利益。”
激励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都至关重要，无论是激励员工还是劝导你的孩子。他对销售人员的“激励性偏见”提出了警告，这种偏见会导致“一个相当正派的家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对于解决该问题的方法，芒格的建议是：“当专业的建议对提出建议的人特别有好处时，尤其要保持警惕。”
金融界充满了利益冲突，我们应该时刻警惕激励措施对任何兜售产品或建议之人的思维产生的扭曲影响。比如说，如果你想买一只基金或一份年金，你要清楚你的“顾问”和他们推荐的产品存在什么利益关系。同样重要的是，你要评估基金经理的激励措施是否与你的最大利益保持一致。
1998年，我写了一篇关于考夫曼基金（Kaufmann Fund）的文章，这只小基金因大举押注小盘股而获利颇丰。丰厚的回报和不间断的广告宣传使它的规模日益扩大。由于拥有近60亿美元的资产，它无法再关注小盘股了，业绩也每况愈下。尽管如此，该公司有两位经理在3年内赚取了1.86亿美元的手续费，而他们管理的基金的收益率落后于标普500指数50多个百分点。其中一位经理甚至亲口对我说，基金里没有他一分钱。这表明，基金经理和股东的利益不一致。多年以后，我看到该基金每年仍在收取1.98%的高昂费用，对此我丝毫不感到惊讶。当时它拥有75亿美元的资产，成了一台神奇的收费机器。考虑到规模经济，少收费不是更公平吗？当然是的。但这样做让谁受益呢？只有它的股东。
相比之下，马丁很久之前就知道，他无法在不损害股东收益的情况下将大量资金投资于小盘股，因此，2006年当他的公司在该领域的资产总额达到4亿美元时，他的小型股投资组合就不再向新投资者开放了。这样的自我约束虽然让他少收了数千万美元的费用，但他却为现有客户提供了令人艳羡的服务。从投资者构造的激励机制中我们总是能看出些端倪。作为市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副董事长，芒格的薪水为10万美元；作为每日期刊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没有薪水，他从绩效（而非费用）中获利。3
芒格经常提到与高尚无私的人合作是多么重要，避开那些“动机不当”的人也很重要。导致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人性贪欲让他深感震惊，当时华尔街最聪明的人重新包装了次级抵押贷款，创建了具有新信用评级的致命债券。将卑鄙的行为合理化很容易，尤其是当它们表面上合法而且其他人能从中渔利时。但芒格建议投资者遵循更高的道德标准，其中包括说：“这么做有损我的尊严。”
芒格在演讲中强调的另一个认知危险是通过仓促的决策“迅速消除疑虑的倾向”，通常情况下，这是一种由压力引发的习惯。考虑到我们的祖先在面对紧急威胁时必须果断采取行动，这种避免怀疑的倾向从进化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但导致投资者做出冲动决策的心理捷径往往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更糟糕的是，我们也是芒格所说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的受害者，这种倾向会导致我们不管多么仓促地得出结论，都不接受可能挑战我们结论的新信息和见解。
芒格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他说：“当一个精子进入卵子体内时，卵子会自动启动关闭装置以阻止其他精子进入。人类的思维也有这样的倾向。”不愿重新审视我们的观点和改变我们的想法是理性思考的最大障碍。我们的心态不够开放，我们会有意或无意地优先考虑那些能强化我们信念的信息。
盲目地坚守固有信念的错误可能会因其他几种心理倾向而加剧：自视过高倾向会导致我们高估自己的才能、观点和决定；过度乐观倾向诱使我们对财务问题粗心大意，尤其是当一切顺利、我们感觉自己很聪明时；简单的、避免痛苦的心理否认会导致我们在“现实太痛苦而无法承受”时歪曲事实，这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投资者自欺欺人地认为，尽管他们缺乏必要的技能、素养或成本控制，但从长远来看，他们能跑赢指数基金。芒格很喜欢引用古希腊演说家德摩斯提尼的这句话：“没有比自我欺骗更容易的事了，人总是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东西。”当人类的大脑耍花招时，我们怎样才能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呢？首先，我们要承认，这种隐伏的威胁是存在的。正如格雷厄姆所言，“投资者主要的问题，甚至他最大的敌人，很可能就是他自己。”
我们还要警惕自己独特的心理倾向，它会使我们的判断偏离可预测的方向。担忧这一点的霍华德·马克斯对我说：“当你的思维被一厢情愿的想法牵制时，你的判断就会偏向于这些想法……当你感到恐惧时，你会倾向于做出消极的判断……没有人说，‘这是我的预测，它可能是错的’，但你必须对自己说，‘这是我内心期待的结果，我必须意识到它可能被我的情感偏见所影响’，你必须抵制它。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当事情变得棘手时我不能退缩。”
芒格防范非理性思维的一种方法是，效仿查尔斯·达尔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理查德·费曼等科学家，做到“极端客观”。我问他，当我们思考问题时，我们能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什么，芒格说：“他们对自己都很苛刻……他们致力于减少蠢行，他们重视深思熟虑。他们的注意力持续的时间很长，他们非常非常努力地避免做出蠢行。”
芒格特别钦佩他们能坚定不移地寻找甚至可能推翻他们最珍视的信念的“反面证据”。这种心理习惯有多种表现形式，是我们预防蠢行的第五个技巧。
例如，达尔文的基督教信仰或其他博物学家的传统智慧并没有妨碍他得出震惊世人的进化论。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的导言中，他摒弃了《圣经》中的神圣信仰，宣称：“经过我深思熟虑的研究和冷静的判断，我肯定地得出了这一结论：大多数博物学者所持的观点，也是我之前所持的观点，即物种是被独立创造出来的，是错误的。”
愿意发现自己的错误是一个不可估量的优势。每当芒格成功地推翻了他根深蒂固的信念时，他都会为自己喝彩，“消除无知”让他感受到了满足而非耻辱。他曾经说过，“伯克希尔公司取得的微小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和巴菲特善于推翻我们最喜爱的想法。在任何一年里，若你没有推翻自己最喜欢的想法，那这可能是被浪费掉的一年。”
之所以以一年为限是因为，当他们推翻的最喜欢的想法让位于一个更好的想法时，这将极大地改变伯克希尔未来50年的发展进程。1972年，巴菲特和芒格获得了以3000万美元收购加州巧克力生产商喜诗糖果（See’s Candies）的机会，这一价格几乎是其有形资产净值的4倍。考虑到公司强大的品牌、忠实的客户群以及提价能力，芒格认为这个价格是合理的，但巴菲特是个吝啬鬼，他总是以极低的价格买入平庸的企业，靠从敬爱的导师格雷厄姆那里学到的这种低价买入策略赚钱，他怎么会抛弃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以高价买入优质企业呢？
在伯克希尔公司2014年的年报中，巴菲特回忆说：“我错误的谨慎可能毁了一笔好交易，但幸运的是，卖家决定接受我们2500万美元的出价。”芒格曾说，如果价格再高10万美元，他和巴菲特就放弃喜诗糖果了。他说：“那时我们就是那么蠢。”自1972年以来，喜诗糖果已为他们赚取了20亿美元的税前利润，这一事实证明他们的新信念是正确的，这家企业物有所值。
新的信念改变了一切，他们后来投资了可口可乐等世界一流公司，他们对无形资产（包括品牌忠诚度和卓越的管理）的看法也不断演变，这导致他们以更高的溢价收购了伊斯卡（ISCAR）和精密铸件（Precision Castparts）等独特的企业。在2014年的年报中，巴菲特称赞芒格把他从对“雪茄烟蒂”的沉迷中拉了出来，并确立了“今日伯克希尔的布局。他给我的蓝图很简单：忘记以低价收购平庸企业的想法，记住以公平价格购买优秀企业的想法”。
如果巴菲特和芒格没有坚定地挑战自己的信念，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从投资到政治，芒格对“严重的意识形态”一向嗤之以鼻，认为它是“最扭曲人类认知的因素”。在巴菲特说服他改行之前，芒格在法律行业工作，他曾刻意训练自己研究反方可能的观点，以便做到知己知彼。他还特别阅读了他不赞同但很有说服力的思想家写的文章，包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文章。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呼应了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偏见的媒体源，但在芒格经历的启发下，我采用了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扩展思维、纠正偏见：阅读《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
另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是找到敢于与我们意见相左的诤友，确保有人挑战我们不可靠的想法和偏见。巴菲特曾说过，“为确保先前的结论保持不变，人们往往会竭力解释所有的新信息，这似乎是人人都掌握的技能。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么做呢？”他的答案是：“找一位不屈从、逻辑性极强的伙伴……这大概是你能拥有的最好的机制了。”芒格正是他理想的人选，他的很多投资念头都被芒格打消了，因此他称芒格为“老唱反调的人”。
芒格指出，有一位诤友的基本好处是，你会为了提高自己观点的说服力而组织想法。帕伯莱回忆说，他把斯皮尔介绍给芒格时说：“芒格，就是这个人对我所有的想法都提了意见。”斯皮尔则开玩笑地表示，自己太笨了，帕伯莱还不如和猴子说话呢。“芒格立刻说：‘猴子可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他的表情很严肃，就像摩西说出第四条诫命一样。他说：‘猴子不起作用是因为莫尼什知道它是猴子。’”
其他优秀的投资者也想方设法确保自己对不同的观点持开放态度。芝加哥哈里斯合伙公司有名的基金经理比尔·尼格伦（Bill Nygren）回忆起自己与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翁迈克尔·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会面的情形时说：“他邀请了两位华尔街的分析师进入了他的办公室，一位是看涨的，一位是看跌的。他们3个人在吃午餐时争论起了一个想法。他总是想知道，对于他拟买入的股票看跌的人是怎么想的，或者对于他拟卖出的股票看涨的人是怎么想的。”
部分受斯坦哈特的启发，尼格伦在购买任何股票前都会进行“假意的反对评估”。他团队中的一位分析师提出看涨的理由，另一位分析师则“提出最强烈的看跌理由……通过全面深入地了解各种可能性，我们更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尼格伦知道，一旦他持有了一只股票，他就很难客观地考虑它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在作祟。在这种认知偏见的影响下，我们会更重视我们拥有的东西，不管是股票还是啤酒杯。为消除其影响，尼格伦采用的一种方法是，对持仓量大的股票都进行假意的反对评估。一位团队成员每年至少重新评估一次有问题的股票，并“有责任提出卖出股票的理由”。
另一个精明的策略是在做出任何重大投资决策之前进行“预先检验”。也就是说，设想自己身处未来，问自己这一问题：“为什么事后证明这个决策是一场灾难？”为提前发现问题，减少过度自信的风险，应用心理学家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提出了预先检验的概念。对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因为它会迫使我们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不利的事实和潜在的威胁。
2016年，我旁听了哥伦比亚商学院的高级投资研究课程，由我的朋友肯·舒宾·斯坦因（Ken Shubin Stein）讲授，他当时是斯宾塞资本控股公司（Spencer Capital Holdings）的董事长，已讲授了10年该课程。舒宾·斯坦因在成为对冲基金经理之前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让攻读MBA学位的学生们想象自己3年后投资失败的情形，还让他们写文章解释失败的原因。另一位著名的投资者告诉全班同学，他的家族理财团队在做任何投资前都会写一份预先检验备忘录，这是他们最后一道防线，由于在该环节暴露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他放弃了三分之一拟定的投资。
在我认识的人中，舒宾·斯坦因最重视采取防御性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帮他减少了认知偏见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他异常丰富的经验为他的投资增色不少。他做了20年的基金经理，建立了一家拥有400多名员工的控股公司。他也深谙科学，曾从事过分子遗传学研究，接受过外科医生的培训，还与他人共同创立了国际脑震荡协会。他对大脑的研究兴趣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2018年退出了投资界，成为了一名神经病学家。
舒宾·斯坦因警告说，不管你有多聪明或多有自知之明，“你都无法有效地”对抗认知偏见。认识到我们都会受偏见的影响只是个开始，这并不能保证我们的思维不受它们的影响。尽管如此，他还是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尽管这些有问题的倾向已在人类的大脑中扎根了数千年，但采用这些建议还是能大大增强我们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
首先，舒宾·斯坦因建议，我们应花时间重列芒格在有关“误判心理”的演讲中描述的常见认知错误清单。与其引用芒格的话，不如用自己的话来描述这些陷阱，这样你就可以把他的见解内化为自己的。把你过去犯过的投资错误也列出来，并重点标注出特别容易影响你的倾向，这也有助于你对芒格的清单进行个性化的调整。“你要了解自己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你的强项在哪里，挑战在哪里。”斯坦因解释说。例如，他很容易受到“权威偏见”的影响，这有时会导致他过于相信自己崇敬的投资名人持有的股票。为了克服这种偏见，他在自己的认知清单中增加了两个问题：“我是否做了该做的工作？我是否独立核实了一切？”
和芒格一样，舒宾·斯坦因倡导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投资分析。这意味着要持“反证心态”，尽力“反驳”你的假设，看看“它是否经得起攻击”，舒宾·斯坦因最喜欢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可能是错的？”他还强调分析“其他竞争性假设”的重要性，这是他从中情局老兵理查兹·霍耶尔（Richards Heuer）那里学到的一种方法，后者写了一本很经典的书，书名叫《情报分析心理学》（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舒宾·斯坦因告诉他的学生们要永远记住霍耶尔说的这句话：“单一证据可能支持多个假设。”
霍耶尔对中情局做出的一大持久性贡献是，他为“同时评估多种相互竞争的假设”制定了严格的八步程序。有耐心深入透彻地思考问题的人不多，但正如霍耶尔所说，除非我们有能让我们有条不紊地思考的“系统性分析程序”，否则我们将无法克服我们的“认知局限”。假意反对评估、预先检验、与持怀疑态度的伙伴交谈、列出提示我们最大偏见和过去错误的认知清单，这些都是自我控制的分析技巧，可以帮助我们系统性地放慢速度，开拓思维，考虑可能被忽视的风险。
同样，舒宾·斯坦因教他的学生们对每一家目标公司进行“看涨/看跌分析”，这是必须完成的另一个基本程序。学生们要写出两个主要观点（一个肯定性的，一个否定性的），每个观点都单独写在一页纸上。关键是要经常运用这些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断挑战我们的假设，思考反驳性观点，抵制大脑为节省能量而走捷径的倾向。重视采用系统性的分析方法是我们防止做出蠢行的第六个技巧。
最后，我们需要一种能确保我们不受情绪影响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因为情绪会严重削弱我们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芒格在演讲中谈到了压力、抑郁、仇恨和嫉妒等情绪是如何导致我们思维“紊乱”并加剧了我们的认知偏见的。例如，巨大的压力和困惑会加剧投资者随波逐流、放弃独立思考的冲动，尤其是在市场暴跌时。从数量上寻求安全感的愿望从进化层面看是有意义的，但对投资者来说，从众行为往往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他们会在泡沫期间买进，在恐慌期间卖出。正如芒格曾说过的，“在某些情况下，做出群体性蠢行的人跟旅鼠很像，这解释了许多聪明人萌生愚蠢想法和做出愚蠢行为的原因。”
2015年，《心理学年鉴》上刊登了一份关于情绪对决策的影响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是对一项为期35年的科学研究的总结。作者在报告中写道，这些研究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情绪强烈地、可预测地、普遍地影响了决策”。例如，研究赌博决策的人员发现，“悲伤增加了人们对高风险、高回报投资的选择，而焦虑增加了人们对低风险、低回报投资的选择”。换句话说，心情和情绪经常扭曲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对风险的判断。
根据这类研究，舒宾·斯坦因养成了预防性的好习惯，即审视自己是否“处于可做出正确决策的心理和生理状态”。这种习惯不仅在市场上，而且在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生活中的决策也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科学文献表明，饥饿、愤怒、孤独、疲倦、痛苦和压力是常见的“导致糟糕决策的因素”，因此舒宾·斯坦因用这些因素的首字母缩略词“HALT-PS”提醒自己：当它们可能影响他的判断时，他要停下来，将重要的决策延后，直到他的大脑恢复正常状态。这是我们避免做蠢事的第七个技巧。
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舒宾·斯坦因经受了痛苦的考验。投资他基金的许多人在本应买入时撤回了资金，他的企业岌岌可危，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面临如此严重的挫折，他深感羞愧。与此同时，他最亲密的两个朋友在一次水运技术事故中失去了他们的女儿。在这段异常痛苦的时期里，他开始思考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希望，即使在最紧张的情况下，他也能保持情绪平稳和思维清晰。
“我们知道，有4种行为可以促进大脑健康和增强大脑功能，”舒宾·斯坦因说，“它们是冥想、锻炼、睡眠和补充营养。”他决心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工具锻炼身体，这使他睡得更香了。他吃了更多的鱼、蔬菜和水果，放弃了“最坏的倾向”，包括无节制地吃香草冰激凌和捣碎的巧克力曲奇的习惯。他还养成了定期冥想的习惯，对许多成功的投资者来说，这一习惯至关重要。
舒宾·斯坦因说，当你一直践行这些利于“保持高绩效的做法”时，它们会产生“复合效应”。例如：“你之所以冥想并不是因为它在某一天很重要，有规律的冥想能帮助你应对挫折……这样的锻炼会让你保持良好的心态，就像打了预防针一样。”我认为大多数人都忽视了这个关键的细节：养成健康习惯的最佳时机不是在混乱发生时，而是在混乱发生前。
舒宾·斯坦因说，当麻烦出现时，关键是要认识到，我们的情绪可能“让我们走向失败”。当他感到有压力、不安或不知所措时，他会尝试着休息一下，确保自己得到良好的休息和饮食，让自己回归到一个“能审慎地做出决策的中立”状态。清理日程安排和延迟做决定也是可行的方案。“无论是个人生活中还是职场上，事情越紧急，我就做得越少。”他说，“我试着放慢速度，试着简化生活……我看日历，从很多活动中抽出身来，确保我吃好、进行冥想，有时间思考和反省。”
2020年，舒宾·斯坦因以医生志愿者的身份在重症监护室里工作，那里挤满了插着呼吸机、正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新冠患者。他说：“感觉自己像在参加战斗。我们正在做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我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我们也把家人置于了危险之中，这种感觉很可怕。”就在几天前，他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为了保护妻儿，他搬进了一家旅馆居住。
在这场噩梦中，舒宾·斯坦因保持了他在投资生涯中处理情绪问题的所有好习惯，包括吃营养丰富的食物、加强锻炼和“短时冥想”。有时候，在回到重症监护室之前，他会在浴室里“深呼吸10秒钟”。最重要的是，他努力保持对自身“内在状态”的敏锐感知，这样，恐惧、焦虑、悲伤、愤怒和孤独等情绪就不会削弱他照顾病人的能力，也不会损害他每天与悲伤的亲人们交流的能力。
其间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是他的HALT-PS清单，他经常用它来衡量自己的情绪状况以及佩戴个人防护装备后身体感受到的疼痛所产生的削弱效应。舒宾·斯坦因说，当你意识到自己“不在最佳状态”时，你可以“有意识地进行调整”。在医院里，这意味着他要再三审视自己的决策，意味着要“格外同情病人”。
他面临的挑战是非同寻常的，但他最重要的经验教训适用于我们所有人。当我们的情绪状态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判断和表现时，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意识，这样我们才能更加谨慎地前行。
更广泛地说，我们还需要构建一种能使我们平静地恢复情绪的生活方式。例如，芒格花了大量时间从事各种活动，包括在自家的图书馆里看书、和朋友打桥牌、打高尔夫球和钓鱼等，这些活动都能让他产生平衡感和幸福感。他还制定了简洁的时间表，留出了足够的沉思时间。尽管细节存在差异，但我们都需要有助于稳定情绪的习惯和爱好。
与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在芒格看来，克制情绪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当我问他是否同意马克斯的观点，即所有出色的投资者都不受情绪干扰时，他回答说：“是的，绝对是这样。”他有没有为自己的投资感到烦恼或恐惧过？他回答说：“没有。”因为没有体验过这些情绪，所以他不必与这些情绪对抗。
由于没有极端情绪的干扰，芒格可以从容地研究投资成功的概率。当银行股在金融危机期间遭受重创时，他认为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股价已经低得离谱了，以至于出现了“4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2009年3月，他代表每日期刊公司在“最低点”买入了这家银行的股票，他说，这是“理智和正确的判断”的范例。情绪少波动是他天生具有的优势，其他投资者很少具有这种优势。他说：“巴菲特也是这样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很相似。”
芒格也学会了控制某些有害的情绪，这些情绪可能破坏他对生活的享受。“要避免疯狂的愤怒、疯狂的怨恨等。”他对我说，“我不会让这些情绪萌芽，更不会让它们发酵。”嫉妒也是如此，他认为嫉妒是七大致命情绪中最愚蠢的一种，毫无乐趣。他也不屑于把自己视为受害者，而且没有闲心发牢骚。当我问他是否会在心里化解不良情绪时，他回答说：“我知道发怒是愚蠢的，我知道怨恨是愚蠢的，我知道自怜是愚蠢的，所以我不会这么做……我每天都在努力不做蠢事。”
一生的启示
采访结束时，芒格拄着手杖，步履蹒跚地穿过每日期刊办公楼的大厅，走向了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观众一看到他就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登上了舞台的楼梯。坐到座位上后，他喘着粗气，用一只好眼望着满满一屋子仰慕他的人。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许多人不得不站着。他表情冷漠地说，今年的人比往年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芒格既是位投资大师，也是个擅长表演的人，对于能分享他生活中诸多经验教训的机会，他很是陶醉。他带着说笑的神情说：“我们会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因为有一些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的。”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提了40多个问题，妙语如珠，针对从市场到婚姻的各种问题给出了独到的见解。
关于职业建议，他说：“你必须在自己有独特天赋的领域里谋求发展，如果你的身高只有155厘米，你肯定不想和身高251厘米的人打篮球，想赢对方太难了，所以你必须找出你有优势的领域，它必须是你感兴趣的。”
关于中国，他惊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但感叹有一部分人“喜欢赌博了，他们实际上相信运气。现在，不要相信运气，要相信胜率”。芒格对赌博或赌马不感兴趣。他说：“如果胜率对我不利，我就不玩了。”
关于让投资伙伴损失惨重的1973—1974年股市崩盘，他指出，伯克希尔的股价也曾有3次幅度高达50%的暴跌：“如果你想长期玩这个游戏，你就要习惯这种变化，你最好能在不过分担忧的情况下应对50%的下跌局面。因此，我给所有人的建议是，好好把握你们的人生，这样你们就能从容不迫地应付50%的跌幅。不要试图回避它，这种事肯定会发生。事实上，我想说，如果它不发生，你就不会有足够的积极性，它能激发你的斗志。”
关于多样化，他认为“对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这是个好规则”，但他的首选策略是等待胜率远远大于赔率的难得机会。当这样的机会来临时，他会“积极地”抓住它们。芒格透露，他家族的大量财富几乎全部来自这3项投资：伯克希尔、开市客和李录挑选的中国股投资组合。芒格说：“这3项投资中任何一项损失的概率几乎为零。这能确保我富有吗？没错，确实能。”
关于指数基金，他谈到了指数基金给许多投资专业人士带来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积极的基金经理都无法跑赢指数，这意味着他们应取消收费，因为他们没有提供增值。芒格说：“诚实、理智的人知道他们销售的是不能增加价值的东西，但大多数人都不承认……我理解这一点，我是说，谁都不想考虑自己的死亡。”
股东大会结束后人群散去，但芒格仍待在原地，几十名忠实的信徒聚集在他周围，他又花了两个多小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为了维持体力，他打开了一盒喜诗花生糖。他高兴地大嚼起来，然后他和兴致盎然的粉丝们一起分享了这盒花生糖。我站在离他的椅子不远的地方，仔细地观察着他，偶尔会提出个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不仅是他的知识广博和思维敏捷，还有他的慷慨大度。看到这位身体抱恙的大师对他的信徒表现出来的耐心、关心和体贴，我深为感动。
从芒格的金融冒险经历明显可以看出，他最珍视的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怎么赚的钱。据他回忆，有一次，他和巴菲特愉快地拒绝了“我们生平见过的最好的一笔交易”——收购鼻烟制造商的机会。这笔交易只有一个问题：该公司靠出售一种能致癌的上瘾产品发了财。后来普利茨克（Pritzker）家族大胆买下了“这颗丑陋的宝石”，获利了约30亿美元。不过，芒格并不感到后悔。他说：“我们绝不会染指能致人死亡的产品，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从来都不是芒格的目标。他的女儿莫莉说：“钱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但通过欺骗或以生命为代价赢得胜利从来都不是他的选项。”在珍妮特·洛尔撰写的《查理·芒格传》一书的前言中，巴菲特写道：“41年来，我从未见过芒格试图利用任何人……他总是让我和其他人得到较好的交易结果，而投资失误时，他也总是承担更多的责任，业绩辉煌时，他获得的奖赏却很少。他是最慷慨的……”
芒格的言行带着一种体现了老式价值观的开明资本主义风格，例如，他不赞成运用刻薄的策略，比如以延迟付款的方式“残酷压榨”供应商。他说：“我奉行双赢的人生理念，我希望供应商信任我，我也信任他们，我不想绞尽脑汁地欺骗他们。”但在许多财富其实都是以不太公平的方式取得的现实情况下，他又是如何秉持自己的公平信念呢？
芒格以亿万富翁、媒体大亨萨姆纳·雷德斯通（Sumner Redstone）为例回应了这一问题。萨姆纳·雷德斯通以精明和“强硬”著称，拥有维亚康姆集团（Viacom）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控股权。芒格说：“几乎没有人喜欢他，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我和萨姆纳·雷德斯通时隔一年左右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现在他比我有钱，所以你可以说他是最成功的，但我不这么看。我不认为人生只是一场金融游戏，我认为最好用另一种方式玩这个游戏……萨姆纳·雷德斯通是我不想成为的那类人的典型。”
我问芒格，就如何过幸福的生活，我们能从他和巴菲特身上借鉴哪些经验，他谈到了他们高质量的伙伴关系，谈到了与正派、值得信赖的人合作的乐趣，他说：“巴菲特一直是我的好搭档，我也一直是他的好搭档……如果你想有个好搭档，首先你得做一个好搭档。这个原则非常简单，但效果很好。”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婚姻：“若你想要一位佳偶，你首先应该做个佳偶。”
尽管芒格竭尽了全力，但他还是经历了让人绝望的痛苦。他的第一个儿子特迪在9岁时死于白血病。“那是悲惨、缓慢的死亡。最后，他可能意识到死神要来临，此前我一直在骗他……那真的非常痛苦。”离婚、失去一只眼睛、第二任妻子南希在他们结婚52年后去世，这些变故都曾令他痛不欲生。芒格说：“把生活当成一系列的磨炼，每一次磨炼都会让你变得更好，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理念。当困难降临时，坦然面对它们。带上祝福，尽你所能，从磨炼中获得乐趣吧！”
有幽默感也是一大优势。每日期刊公司年度股东大会的一大亮点是，芒格讲述了80年前他在奥马哈中心高中读书时一次浪漫的失败经历。当时他身材矮小、体型瘦弱。高一那年，他邀请了一位“金发女神”参加舞会，为了给她留下好印象，他假装自己是个烟鬼。他说：“她穿着一件网纱裙，我把她的裙子点着了，但我很机智，用可乐泼了她一身，火很快就熄灭了。不过，这位金发女神再也不理我了。”
最后，在连续讲了5个小时后，助理告诉芒格，他接下来还有个会要参加。我搀着他从舞台上走了下来。当他离开我时，我内心充满了敬畏之情。今天，我目睹了他的所作所为，感受了他的伟大不凡。
1 虽然马丁确实严格遵守了他的投资流程，但他也警告说：“流程不是固定的。”每年，他的团队都会花3天时间讨论如何改进流程。
2 马丁提高生存概率的另一个方法是把投资公司的成本控制在极低的水平，特别是他每年只有15万美元的底薪，还要靠其他收入才能维持生活。他说：“如果我今天做错了，我明天也会做对，因为明天我更有经验了。”
3 每日期刊是一家销售法律报纸和法庭系统软件的出版公司，业绩不错，但由于市值不足4亿美元，担任其董事会的主席只是芒格的副业。让他成为亿万富翁的是他在伯克希尔的股份。尽管如此，他仍然远不及巴菲特有钱，部分原因是他入行晚，他先是在法律行业工作，后来才开启了投资生涯，而巴菲特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赚钱了。
尾声 财富之外
钱很重要，但它不是富足生活的根本要素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唯一的成功就是通过买股票发财，那么这是一种失败的生活。生活不仅仅是精明地积累财富。
——查理·芒格
有一次，一位电视台的记者问鲍勃·马利（Bob Marley）：“你是个富有的人吗？”这位音乐家小心翼翼地反问道：“你说的富有是什么意思？”记者解释了一下：“你有很多财产吗？银行里有很多存款吗？”马利以一个问题做出了回应：“财产能让你富有吗？我没有那种财富，我的财富就是我的一生。”
在过去的25年里，我花了大量时间采访和观察世界上许多知名的投资者，我常常思考这一问题：什么能让人变得富有。从表面上看，这些投资者都是最终的赢家，他们幸运万分，获得了不计其数的财富，他们能够购买富丽堂皇的房子、华丽的游艇、飞机和世界级的收藏品——从艺术品到赛车应有尽有。但他们的财富究竟给他们带来了什么？给了他们多少满足感？如果物质财富不是他们富足生活的关键，那什么才是呢？
所有这些玩意儿都能给人带来满足感，但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约翰·邓普顿曾经写道：“物质财富能带来舒适感，但与幸福或实用性关系不大……一种流行的错误观点是，幸福取决于外部环境和周围的事物。”他的话大体上是对的。即使你不是一名得道高僧，你也能认识到，物质享受只能带来短暂和不可靠的幸福感。尽管如此，我还是注意到邓普顿本人选择居住在巴哈马群岛的一所豪宅里，那里阳光明媚，邻居都是超级富豪。他的选择表明，外部环境确实对我们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
传奇的赌场大鳄和投资家爱德华·索普总给人一种很享受人生之乐的感觉，他以特有的理性思考着如何更幸福快乐地度过一生。对他的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个决定是，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纽波特海滩买了一栋海滨别墅，住在那里可以欣赏太平洋日落的壮丽景色。它“是一个自我享受的最佳场所”，索普说：“我为什么要生活在一个拥挤不堪、充满烟雾、污秽和噪音、天气恶劣、交通不便的城市里呢？我只想住在一个阳光明媚、风景宜人的地方，我可以在这里锻炼，可以欣赏美景，可以徒步旅行、航海和潜水。”1
索普原来是一位数学教授，收入微薄，后进入了投资行业。他很享受投资成功带给他的奢侈享受。当我问他是否有特别喜欢的物品时，他笑着回答说：“我真的很喜欢我的特斯拉，它太好玩了，是最棒的车。”尽管如此，他却从来不认为，当他拥有了更多的钱、更多的房子、更多的汽车、更多的一切时，他会变得更幸福。“与什么人共度时光可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索普说，他的结发妻子在他们结婚55年后去世，后来他再婚了。“一直积累财富的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最终得到了很多东西，但他们一生都忙于追逐它们。”
正如索普所说，当我们沉迷于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而无法自拔、以至于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时，问题就会出现。担任对冲基金经理时，索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忽悠股东，将更多的钱收入囊中，但他没有这么做，他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思考怎么做才是“公平合理的”。在此基础上，他设计了自己的激励机制。根据这一机制，只有在客户获利时，他才有收入。他说：“那些不在乎别人、做事前后矛盾、离谱、敲诈别人的人似乎占了上风。但在我看来，他们只是在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方面占了上风。他们可以从动物的尸体上获得更多的生肉，但他们生活过得并不好，而且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一切结束时，他们会发现，他们基本上浪费了生命。”
所有这些都警示我们，我们要敏锐地意识到我们为了钱愿意和不愿意牺牲什么，这可能包括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我们的才华和抱负、不能获得物质好处的宝贵经历，或引诱我们违法的价值观（往往是有利可图的）。当我问索普他是否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感到遗憾时，他说，“我不后悔我所做的任何秉持我自己原则的选择。”这提醒我们，始终力求（尽管我们都有缺点并且都曾失败过）行为得体、避免伤害他人是成功和富足生活的一种表现。
工作到109岁的自由
2015年，欧文·卡恩以109岁的惊人高龄去世。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经济崩溃、大萧条、苏联的兴衰、计算机的发明等大事件。本杰明·格雷厄姆曾是他的导师和朋友，并与他分享了明智投资的秘诀。卡恩利用这些知识成立了一家受人尊敬的投资公司——卡恩兄弟集团，后与他的儿子托马斯和孙子安德鲁一起工作。卡恩与妻子携手相伴65年，有很多孙子孙女。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的，在卡恩去世前几个月，我向他提了几个问题，经由安德鲁转交并记录下了他的答案。
首先，我想知道，在他看来，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充实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卡恩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对我来说，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回顾自己的一生，让他感到最骄傲和最快乐的是什么？“有一个家、有健康的孩子，看着我们在公司取得的成绩，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了极大的乐趣。”他说，“与比我聪明的人和指点我迷津的人交往也让我受益良多。生活中有太多的奥秘，有些时候，你必须请高人指点迷津。”
想一想有哪些因素促使他过上了富有意义的生活呢？家庭、健康、富有挑战性和有益的工作，包括几十年来谨慎地为其客户提供增值和优质的服务，尤其是向投资预言家格雷厄姆学习。卡恩说：“他教会了我如何研究公司，如何依靠研究结果而不是运气或偶然事件取得成功。”
卡恩日常生活中的乐趣大多源于知识方面的新发现。他喜欢研究公司，喜欢阅读商业、经济、政治、技术和历史类书籍。他唯一的嗜好就是买书，他已经买了几千本书。他的生活开销很少，而且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他喜欢吃汉堡包，不喜欢在奢华的餐馆里大吃大喝。他高兴地回忆起了20世纪30年代他和妻子花了75美分在他最喜欢的中餐馆吃饭时的情形。即使过了100岁，他每周也要坐公交车上几天班。当我参观他的办公室时，我被办公室里的陈设震惊了。家具看上去又旧又破，斑驳的墙壁需要刷一层油漆。办公室里最引人注目的装饰是一块公告板，上面张贴着几十张家庭快照和他的老师格雷厄姆的旧照。
“我父亲对投资想法很感兴趣，”托马斯·卡恩说，他现在是家族企业的总裁，“华尔街的大部分人都在为钱忙活。他们想穿定制的西装……他们在棕榈滩买地皮、买汽车、雇司机、买喷气式飞机，他们的目标就是花钱。对我父亲来说，那些都不是他的选择……他从不注重物质上的享受。”他最重视的是“做出正确的选择和比别人做得更优秀时体验到的满足感”。
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金钱又非常重要，它可以让卡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工作和生活。正如托马斯·卡恩所说，“当你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后，你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了，因为你是独立、不受牵制的。”在我采访过的许多最成功的投资者看来，自由自在地过真正符合他们兴趣和个性的生活，可能是金钱带给他们的最奢侈的东西。以大胆、富有争议的押注而闻名的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曾对我说：“就我而言，早期最重要的驱动力是实现独立。我想在经济上独立，我想不受限制地说出我的想法，我想独立自主地去做我认为正确的事。”
卡恩以独特的方式过着自己喜欢的低调生活。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到了100岁还去曼哈顿的办公大楼上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卡恩对退休不感兴趣，对参观美术馆、看戏或旅游也没什么兴趣。托马斯·卡恩说：“他喜欢他的工作，这是他的爱好。”
同样重要的是，卡恩的财富能让他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投资。他优先考虑的事项从来就不是收益最大化，而是在保本的基础上长期增值。他留出了巨额的现金储备，这可能会减少他的投资收益，但也确保了他在困难时期不会被迫过早地出售任何资产。稳定的基础和俭朴的生活习惯使他能够承受住任何规模的经济动荡。“即使市场下跌又怎样？你仍然可以吃汉堡。”托马斯·卡恩说，“能说出‘我确实不开心’真是件好事，但我不像其他人那样站在悬崖边上。”
有这么强烈的居安思危意识确实难能可贵。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新闻业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我失去了在国际杂志社的编辑工作，投资也损失惨重，我的两个孩子在私立学校读书，伦敦的住宿花销很大，一想到这些，一阵阵恐惧感就向我袭来，我害怕自己无法照顾好家人。值得欣慰的是，我之前采取的一些预防措施使我成功地度过了危机，没有出售任何资产。尽管如此，那段痛苦的经历使我更加坚信，没有什么比在最困难时能生存下来更重要了，不仅要在经济上挺过来，而且要在情感上挺过来。身处顺境时我们很容易忘却这一点。
当意外或不幸发生时，金钱可以提供宝贵的“缓冲垫”“救命索”，但这还不够，要抵御风暴、重振旗鼓，我们还需要刚毅和坚韧。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质量与其说取决于财务状况，不如说取决于内心的特质，比如平静、接受、希望、信任、欣赏和坚定的乐观。正如失明后的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一书中提到的，“心灵是个自主的地方，一念起，天堂变地狱；一念灭，地狱变天堂”。
“承受痛苦的能力”
人们常常认为，著名的投资者已经功成名就，他们生活在财富和特权铸就的保护壳里，远离了大多数苦难。但我曾长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近距离见证过他们的烦恼和悲伤，包括痛苦的离婚、孩子因病夭折和工作压力过大。他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由金融市场决定，但金融市场变化无常、残酷无情，会打碎他们的梦想，惩罚他们的傲慢，暴露他们思维的缺陷。所有人都能看到他们的缺陷，都可能嘲笑他们。帕伯莱说，卓越的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点：“承受痛苦的能力强。”
2017年，我来到了纽约一座摩天大楼的32楼，在一间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整洁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杰森·卡普（Jason Karp）。卡普时任Tourbillon资本合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投资官，是投资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卡普于1998年毕业于沃顿商学院，后在赛克资本（SAC Capital）担任投资组合经理，还创办了史上最热门的对冲基金公司。他的公司在头3年里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并迅速吸引了40多亿美元的资金。卡普英俊、迷人、聪明、热情，似乎注定会在投资领域所向披靡。
但2016年，他的旗舰基金损失了9.2%，这部分是由于他对威朗制药公司的押注失败所致。这家公司之前丑闻缠身，但卡普认为，一旦市场意识到它不像表面上那么糟糕，其股价就会反弹。标普500指数当年的回报率为12%。这是卡普18年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年，更重要的是，2017年的开局很糟糕，结局也很糟糕，他的基金亏损了13.8%。卡普坦率地说出了他初次遭遇失败对他的影响。他说：“去年觉得自己很卑微。我个人把这次失败看得很重，压力很大……我感觉自己一整年都在道歉，这有点不寻常，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总是很怀疑。我变差了吗？我变傻了吗？我是不是疯了？”
卡普说，在过去的一些时段里，他的回报率“不可思议地高，人人都想知道你的秘诀是什么，人人都觉得你非常了不起，我都有些飘飘然了”。但现在，他感觉“从山顶跌入了谷底。就好像他们希望我们能长生不老……但我们却在他们面前去世了似的”。
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卡普曾一度痴迷于电子游戏，几乎到了“损伤身体”的程度。但他现在认为，被挥霍掉的青年时期对他未来的投资生涯“非常有帮助”。他解释说：“比方说，电子游戏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在游戏里总是会死亡。你玩，你玩，你再玩，然后你死了；你再玩，你还是会死。”游戏让你学会了“接受持续的损失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你不会介意这些。你只会继续玩下去。投资也是这样的”。
卡普说：“为他人理财的麻烦在于，你经常遭受审查，你经常被拿来与其他人做比较。”然而，在短期内，你的回报率并不能反映你的才华、你的职业道德和你的长期前景。“你每周都会因一些无法控制的事情而遭受批评。”
这种无法掌控的状况让卡普感觉很痛苦。他虽然采用了一套合理的投资程序，但他逐渐产生了一种“非常非常令人不舒服的感觉”，他觉得“过程和结果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他说，众所周知，科学家们在实验中会以食物或电击的方式诱使动物反复拉动杠杆和随机做出反应，这会导致动物患上“感应性精神病”。作为一名在波动剧烈和非理性的市场里摸爬滚打的活跃交易者，他对这些不幸的动物萌生了同情之心。
卡普说：“巨大的随机性可能让你疯狂。有受虐癖的、思维怪诞的人才能长期从事这种工作……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折磨。当你做对了时，你会感觉很棒，但你经常做错，而且你必须硬着头皮继续做下去。”
卡普认识到，坚韧是在市场和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上大学时，他运动才能突出，曾是大学院校全美明星阵容和常春藤的壁球运动员。但他在20岁出头时，患上了几种可能危及生命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医生告诉他，他到30岁时就会失明。令医生们惊讶的是，在彻底改变了营养、睡眠和压力管理方法后，他竟然完全康复了。出于对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他设计了一间健身房、一间冥想室和一间备有营养食品的厨房，而且他禁止在里面喝苏打水。他特意招聘了一些在挫折中韧性比较强的人，在招聘时，他请一名前中情局的审讯人员帮助他完成选拔过程。
但到了2018年，卡普觉得自己受够了，他认为自己的“个人优势消失了”，在一个日益被指数基金和机器驱动的交易所主导的市场上，他不能显著增加价值了。他本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再多收几年高昂的费用，但他接受不了平庸的业绩，因此，他关闭了自己的基金，返还了股东约15亿美元的资金，并退出了对冲基金业。
当我在2020年再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在经营Tourbillon资本合伙公司的最后几年里，我非常沮丧，甚至在我达到成功的顶峰时，我也很沮丧。”金钱、赞誉和奢华的生活都没能让他快乐起来。他说：“很明显，我挣的钱已足够我退休后花了，但我总觉得有点空虚……我觉得我的精神头儿越来越差了。”作为一名不断押注的短线交易员，他觉得自己已经工作成瘾了。“这只是一种靠推高价格获胜的难以控制的游戏，我其实什么也没创造。”
卡普之前就曾改变过生活方式。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为了恢复健康，他采用了一种“超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吃加工食品，不吃含酒精、咖啡因的食物，甚至不用含化学成分的洗发水或除臭剂。40多岁的时候，他又在重塑人生了。他决心创造一些“具有持久价值”的东西，因此成立了一家私人控股公司，名为人类公司（HumanCo），该公司的宗旨是支持和培育“能促进人们健康生活”的企业。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利基市场，他确信自己在该领域具有优势。另外，他的公司非常关注健康生活和可持续发展，这与他的价值观密切相关。
一切从头开始。卡普离开了曼哈顿，他带着妻儿来到了得克萨斯州奥斯汀这个“让人身心健康的地方”，这里有“更好的天气”，可以享受“更多的户外生活”，“没有州或市级税负”，“有纽约的金融工作人员不具备的积极性”，事实证明，他最渴望的不是金钱，而是平衡健康的生活和建立一家“使命驱动型”公司的机会。他渴望帮助他人，渴望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他的感觉如何呢？卡普坦言：“这是我20年来最健康、最幸福的时光。”
股票和斯多葛主义者
无论多么谨慎和勤奋，最出色的投资者也会搞砸投资或撞霉运，毕竟，金融市场是生活的缩影：它无限复杂，又难以预测。1985年，乔尔·格林布拉特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他投资的第一笔并购交易涉及佛罗里达柏树花园公司（Florida Cypress Gardens），该公司经营着一个旅游景点，里面有异国情调的花园、火烈鸟和圣诞老人骑滑水板的水上表演等。该公司同意接受收购后，格林布拉特认为这笔交易会按计划顺利完成，于是做出了他所称的“基本无风险”的套利押注。一天早上，他打开了《华尔街日报》，赫然发现该公司的主展馆掉进了落水坑里。这笔交易随后失败了，在他“数着每一分钱”过日子的脆弱时刻，他遭受了重大损失。格林布拉特说，“要是没被吓得发疯的话，那才叫怪呢。”
简而言之，如哈姆雷特所说的一样，我们都要忍受“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除非我们学会应对逆境之法，否则我们就不要指望过上幸福和成功的生活。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帕伯莱曾试图效仿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思维模式，后者是二世纪的罗马皇帝和斯多葛派哲学家，他的笔记被后人集结成书，书名为《沉思录》（Meditations）。正如马可·奥勒留所看到的，“在所有的斗争中，最伟大的是不被发生的任何事情所压倒的斗争”，但如何才能不被压倒呢？
他写道，关键要“终生专注于此：让你的思维处于正确的状态”，包括“坦然面对一切”，“相信一切都是为了最好的”，“不要经常担心，或者出于任何自私的动机，担心别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或者想了什么”。马可·奥勒留认为，因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烦恼或抱怨是徒劳的。他注重掌控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竭诚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干扰只来自内部——自己的感知。选择不受伤害，你就不会觉得受到了伤害；不觉得受到了伤害，你就不会受到伤害。只有当它让你性情大变时，它才会毁了你的生活，否则，它不会伤害你。”他希望自己能像岸边的岩石一样，任凭四周波涛汹涌，任凭海浪一次又一次地冲刷，它自岿然不动。
许多顶尖的投资者都深受斯多葛派的吸引，我们不难理解背后的原因，尤其是比尔·米勒。他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哲学硕士学位，2018年宣布向该校哲学系捐款7500万美元。在金融危机期间，他损失惨重，若没有斯多葛派的那种坚韧，他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
米勒是他那一代杰出的共同基金经理，他管理的大基金莱格梅森价值信托基金（Legg Mason Value Trust）连续15年跑赢了标普500指数，在业内非常有名。但在2008年市场崩盘之际，他犯了从业以来最严重的错误。他以为，一旦美联储决定注资和救市，大量暴跌的金融股将飙升，于是，他买进了贝尔斯登、AIG、美林、房地美和全国金融（Countrywide Financial）等公司的股票，但这些股票都继续下跌了。2008年，他的价值信托基金损失了55%，他管理的小规模基金损失了65%。
投资者纷纷逃离，他管理的资产从770亿美元左右锐减至8亿美元。随着业务的萎缩，他的团队中大约有100名成员失去了工作。因为离婚，米勒已经失去了一半的资产，等到市场崩溃时，他余下的资产又损失了80%，他那用保证金投资的坏习惯导致了这一惨痛的结果。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的儿子，他“在穷困的环境里长大”。他说，“我真的不在乎失去我的钱”，但一想到给别人带来的痛苦，他就备受煎熬。“解雇团队里的人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让客户赔了钱和一些人因为我的错误丢了工作。”
米勒进入投资界前曾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过几年，他称自己“非常冷酷无情”。当股市下跌时，他的默认模式是保持冷静和开朗，积极把握因其他投资者的情绪混乱而出现的获利机会。但在危机期间，他面临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体重增加了18公斤。他坦言道：“当我感到压力大时，我就会吃吃喝喝，但我不想每天晚上都吃三文鱼、花椰菜，喝矿泉水，我能忍受的痛苦有限，我绝对不让这种痛苦长期持续下去。”
米勒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践行了从哲学中得到的启迪。20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他时，他解释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等人如何启发他思考、帮助他区分感知和现实。现在，在他的事业、财富、声誉和内心的平静都遭受到了冲击时，他把目光转向了伊壁鸠鲁和塞涅卡等斯多葛派哲学家，希望能从他们身上获得“平复情绪”的启迪，借鉴他们“对待不幸的一般方法”。米勒说：“基本上，你无法控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但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态度。无论这些事情是好的、坏的、冷漠的、公平的、不公平的，你都可以选择对待它们的态度。”
米勒还重读了《一名战机飞行员的哲学思考》（Thoughts of a Philosophical Fighter Pilot）一书，该书讲述了海军中将吉姆·斯托克代尔（Jim Stockdale）1965年在越南上空遭击落被俘后的经历。当他从燃烧的飞机中弹射出来，跳伞进入敌方领土时，斯托克代尔低声自言自语道：“我要离开科技世界，进入伊壁鸠鲁的世界了。”在接下来的7年半时间里，他一直被囚禁，其中包括4年的单独监禁和两年的腿部带枷锁监禁。其间，他经受了15次拷问。
出生于奴隶制时代的伊壁鸠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在任何条件下都能获取精神自由的路径。他指出，我们永远无法控制任何外部事物，包括我们的健康、财富和社会地位，然而，我们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意图、情绪和态度。他说：“毁灭还是解脱，完全由你的内心决定。”
斯托克代尔无法阻止狱卒折磨他，但他勇敢地捍卫了“内在的自我”。当他在枪口下走向审讯室时，他反复对自己说：“控制恐惧感，控制负罪感。”他坚持认为，美国囚犯在公共场合绝不向俘虏了他们的人低头，也不接受提前释放。他写道：“在斯多葛主义者看来，当一个人摧毁了他内心里的好人时，他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但这种伤害是自己施加给自己的。你只能成为自己的‘受害者’。你要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
在遭受了职业生涯中最惨重的失败时，米勒专注于自己能控制的事情，尽力放下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他被媒体公开羞辱，在社交媒体上备受嘲笑。他说：“当人们说我有多蠢的时候，我很不开心。”但正如我们从斯多葛主义者身上学到的，“你无法控制别人如何评价你，如何想，你只能控制自己的反应”。他的反应是“尽量做到坦率、诚实、承认错误”，并尽最大的努力消除错误产生的影响。“维护名誉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客户损失了的钱赚回来。”
米勒毫不怀疑他的买股策略，即“在股票价值的基础上以大幅度的折扣价买入……这一策略是长期有效的”。20多年来，他的业绩证明了他能够“分辨出便宜股和昂贵股之间的区别”。他一直在辛勤耕耘，先是在莱格梅森，后来是在自己创办的新公司——米勒价值合伙公司。尽管如此，他还是谦逊地认识到，他的共同基金应该更加多样化。他说：“我的风险和错误防范意识更强了，我想我不会再犯以前那种灾难性的错误了。”
自金融危机以来，相信米勒理念的投资者已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在金融危机后的10年里，他的旗舰共同基金米勒机会信托基金在美国所有的股票基金中排名前1％。同时，米勒的个人财富也创下了新高，这有助于他在危机期间买进更多的股票。他还把出售游艇（没有卖他的飞机，他永远也不会卖掉这架飞机）后得到的部分现金进行了投资。
但让他获利最多的是他持有的亚马逊公司的大量个人股份，他持有这些股份已20多年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他积极增持了亚马逊的股票，后来金融危机期间这只股票的价格再次下跌时，他通过投资期权增加了自己的股份。米勒认为，除了贝索斯家族的人，他现在是亚马逊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了。2020年，米勒告诉我，亚马逊公司的股票在他个人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已提高到了83％。2
多年后回首金融危机期间的经历时，米勒承认，“痛苦和失望感仍没有消退”，但令他高兴的是，当年下岗的所有员工几乎都很快找到了新工作；债务没有多到“让我无缘游戏、令我破产”的程度；他找到了能让他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继续购买廉价股的力量，“当我赔光了所有的钱时，我不会做缩头乌龟。”
米勒补充说，就他个人来看，这场危机“具有净化灵魂的作用”，当你过去一直是“正确的”，而且“人们一直对你说你很出色时，你很难保持谦虚……有些东西渗透了进来”。当你是一名杰出的投资者时，你经常受邀去“传授经验”，但当你“大错特错、在市场上输得一败涂地时，没人愿意听你的想法。你不得不正视自己的错误，看看自己是否能做得更好。这对自我反省有好处”。
如今风暴都已过去，刚满70周岁的米勒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他管理着25亿美元的资产，与他曾经管理的资产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他不想建立一个拥有大批分析师、需要管理大量资金的结构复杂的企业，他更喜欢和几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合作，包括他的儿子。作为这家公司的所有者，米勒享有“巨大的自由”，而这正是他在大型上市公司莱格梅森工作时所缺乏的。在这家大公司，“审查非常严格”。他也不必在董事会解释自己的决策了。他的标准着装是一条牛仔裤和一件T恤衫。他的日程表基本上是空白的，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做最本质的工作，“每个月尽力为客户增加价值”。
米勒的财富使他避免了许多可能扰乱他心神的不便，例如给汽车加油、乘坐商务航班出行，或者考虑如何装修在佛罗里达和马里兰州的家。“我掌控我的时间和要做的事情，”他说。有人邀请他在正式的大会上发言，他拒绝了，他给出的理由是他扔掉了自己的燕尾服，而且不打算买新的了。对米勒来说，没有什么比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和投资更重要了，他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受任何人的束缚。他说：“嗯，是的，这是最好的状态。”
米勒的故事给了我两点珍贵的启示。
第一，每个人都会承受痛苦。当我在痛苦中挣扎时，一想到米勒、卡普、帕伯莱和我采访过的其他富人或名人都曾经历过痛苦，我就会感到心安一些。记得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说过这么一句话：“要善良，因为你遇到的每个人都在经历某种痛苦。”没有人能一帆风顺，有时我们需要从哲学、精神、家庭、朋友或其他任何地方寻求支持。如果我们想以财富摆脱精神痛苦，那我们注定会失望。
第二，不屈不挠是一种崇高的美德。几年前，正遭受痛苦折磨的我给帕伯莱写了一封信，当时他在多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他持股最多的马头控股公司（Horsehead Holdings）破产了。他回复说：“马可·奥勒留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们不知道灾祸何时来临，但面对逆境是好事，它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帕伯莱无敌的乐观主义精神让我想起了《沉思录》中的一句话：“当有什么事情令你感到痛苦时，记住这一原则：事情本身不是厄运；忍受并战胜它却是一大幸事。”
“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什么样的生活是成功、富足的？思考这一问题时，我想到了阿诺德·范登伯格（Arnold Van Den Berg），我觉得他的生活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既不是亿万富翁也不是天才，他没有游艇也没有飞机，然而，他是我在投资界最钦佩的人。如果要我从过去25年里采访过的所有的杰出投资者中选出一个榜样的话，那他就是不二人选。他抓到了一副烂牌，但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过上了远非金钱所能衡量的幸福生活。
1939年，范登伯格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与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住同一条街。第二年，德国入侵荷兰，开始大肆屠杀犹太人。到了1945年，荷兰的14万犹太人中，只有38000人幸存了下来。范登伯格的父母在非犹太人朋友汉克和玛丽·邦特的家里躲了近两年。为了便于他们藏身，这对夫妇在自家的一堵双层墙后修建了一个隐蔽的衣橱，但是，当纳粹分子来房间搜查时，阿诺德或他的哥哥西格蒙德可能会发出声响，这是很可怕的风险，一旦被发现，他们都会被投入集中营，那里的儿童往往是最先被残害的，因此范登伯格的父母决定放手一搏，安排儿子们用假的身份文件经由荷兰地铁偷渡出阿姆斯特丹。
有3个勇敢的家庭参与了此次营救行动，即特贾登一家、格拉兹一家和克罗梅林一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这两个男孩，把他们从一个藏身处秘密地运送到了另一个藏身处。半个世纪后，一位名叫奥尔加·克罗梅林的荷兰妇女写信讲述了她把阿诺德带到一个乡村的过程。这位女士那会儿大概才17岁，而阿诺德仅两岁。“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当火车停在我们必须下车的车站时，我看到站台上有一小群党卫军，我感到非常惊恐。”克罗梅林回忆道。这些凶残的希特勒安全部队的成员正在专注地聊天，丝毫没有注意到那个蹒跚学步的犹太孩子和那位勇敢的少女。
阿诺德·范登伯格和其他几个犹太孩子一起藏匿在了一所基督教孤儿院里。6岁前他一直住在这所孤儿院里。很多年里，他一直以为是母亲不想要他才把他送走的，另外，与兄长分离也让他很受伤。后来，一对无子女的农场夫妇为他提供了庇护。孤儿院的条件很差，缺水少食，范登伯格有时会吃地里长出来的植物。他说：“我差点死于营养不良，6岁时我几乎无法走路。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爬行，真的，我后来能走路了，我觉得这简直是个奇迹。”
1944年的某一天，范登伯格的父母冒险走出了藏身之地，去探望一位从事抵抗运动的女士，后者知道阿诺德和西格蒙德在农村的生活情况。当他们走在街上时，空袭警报突然响起，他们躲进了一家肉铺。在肉铺里工作的一个人认出了他们是犹太人，并叫来了警察。范登伯格的父母遂遭逮捕，经过审讯后，他们被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范登伯格家族里有39人在大屠杀中丧生，但他的父母都活了下来。战后，他们在邦特家团聚，并从孤儿院找回了儿子。范登伯格说：“我不记得他们是谁了，我不认识他们。我不在乎他们是谁，我只是想离开孤儿院。我爸爸说，要是再晚几个月来，我可能就死掉了。他不敢碰我，因为当时的我瘦骨嶙峋，他怕会弄断我的骨头。”
几年后，他们一家移民到了洛杉矶东部一个贫穷而充满威胁的社区里。范登伯格说：“当时的我身体非常虚弱，骨瘦如柴。人弱被人欺，我就像个猎物。”当他开始在新学校上学时，他的母亲给他穿上了皮短裤和长袜子，这导致他在上学第一天打了好几架。另一个对他产生了持久影响的经历是，一个青年混混约他的一帮同学到学校的自行车场里较量一番，这帮同学把他推上去当替死鬼。范登伯格说：“我当时害怕极了，就像他们把我推到了刽子手面前。那个混混狠狠地揍了我一顿，直到他打累了才停手，我一点都没反抗。”
回到家后，他洗去脸上的血迹，看了看伤势。“刹那间我顿悟了，我想，天哪！我一直很害怕这件事，但它没那么糟糕，想想我要是反击会怎样，现在这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我立刻摆脱了对打架的恐惧，那种感觉消失了，这是个惊人的转变。”
他决心奋起反抗。他学会了拳击，很快就领略了先下手的好处。他对纳粹分子、对学校里的欺凌者、对回家时袭击他的反犹太主义者、对他的父母都感到非常愤怒，他成了一个可怕的战士。他最好的3个朋友都来自有暴力倾向的家庭，他们都很坚强，在无数的战斗中互相支援。他妈妈对着他们大喊大叫，举着管子向他们喷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脾气变得不那么火爆了。到了80多岁时，他们几个人的关系仍然很亲密。
范登伯格通过攀爬绳索逐渐增强了自己的体力，这在当时是一项正式的奥林匹克运动。经过6个月、每天两小时的练习后，他约一位从未攀爬过绳索的复仇者进行较量，希望能在对方面前一展雄风。范登伯格说：“但他比我强多了，我当时差点哭了。我无比尴尬……这时，我的脑海里闪现出这一念头：你想变得更强大，而且你正在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放弃呢？”
他的教练派他去观看另一所学校的冠军得主比赛，后者发明了一种新的攀爬技术，范登伯格被迷住了。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总是在半夜里醒来，照着镜子模仿这些动作，直到把这些动作烂熟于心。他不停地对自己打气说：“我就是联盟里的头号人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成了一名明星运动员，还打破了学校纪录，用3.5秒的时间攀爬了一根6米长的绳子，3次成为联盟冠军，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运动员进行了比赛。这是他第一次品尝成功的滋味，他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只要坚持不懈地锻炼和保持坚定的信念，他就能取得不俗的成绩。
他的学业成绩一塌糊涂。他情绪不好，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起来很困难。范登伯格说：“我想，我表现出了不太聪明的迹象，妈妈请了一位顶尖的心理学家，因为她认为战争期间的经历可能让我受到了伤害。”他无意中听到心理学家推测说，多年的营养不良可能在他早期发育的关键阶段损伤了他的大脑。
范登伯格说：“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太聪明，听着，如果我把高中的成绩单寄给你，你看后一定会大笑不止。上高三时，我两个时段在汽车店里打工，两个时段进行体操训练，一个时段在自习室。为什么呢？我过去常在自习室做静力锻炼，后来我加入了一个无伴奏合唱团，但我太没有唱歌天赋了，因此我的老师让我在表演时只对对口型就行，他怕我把整个合唱团的调带偏了……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天赋，我完成每件事都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范登伯格的父亲为人诚实但对儿子要求严格，范登伯格犯错时，他父亲常出手揍他，直到有一天他开始还手为止。根据父亲的要求，他和哥哥13岁时就得自行为食物、衣服和娱乐买单，他们还要修剪草坪、洗车、送报纸、抽汽油、装倒垃圾，后来他们去一家木材厂打工，每天下课后工作4个小时。
16岁时，范登伯格为了攒够买车的钱去售卖鲜花。他的生意做得非常成功，以至于赢得了在最好的地段兜售鲜花的权利。一天，大雨倾盆而下，把他浇得浑身湿透，苦不堪言。虽然在心里痛骂命运的不公，但他仍然坚持卖花。一位路过的陌生女士买下了他所有的花，因此他才没有被雨淋感冒了。她开车带他回了家，送了他一件干衬衫穿，还煮了热汤让他喝。范登伯格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那位女士触动了我的心弦。当有人触动你的心弦时，你就再也不是原来的你了。”
范登伯格勉勉强强地读完高中后，不想去上大学了。他先是进入了一家印刷店工作并升了职，后进入一家保险公司做推销员，挨家挨户地推销保单，接下来他又进入了一家金融服务公司销售共同基金。在此期间，他娶了高中时交的女朋友，但后来他被妻子抛弃了，她跟另一个男人远走高飞了。由于持续数年遭受深度抑郁的折磨，范登伯格开始去看心理医生。他心里清楚，自己能活着就算很幸运了，因为鲜有荷兰的犹太孩子能在战争中幸免于难，但他仍然被自己的消极想法所困扰。“我就是愤怒的化身。”他说。他对前妻感到愤怒，被大屠杀的记忆深深折磨。
多年以来，他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阿姆斯特丹的那位少女为什么要救他，她怎么会为了救“陌生人”而“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她的父母怎么会允许她做这么危险的事情？范登伯格的精神科医生告诉他：“很简单。当你的生命比你的原则更重要时，你就会牺牲你的原则；而当你的原则比你的生命更重要时，你就会牺牲你的生命。”范登伯格说，这一见解“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萌生了“用我的生命做点什么”的强烈渴望，而且他渴望像拯救他的人一样在生活中奉行崇高的原则。
在销售基金的那些年里，范登伯格被股票市场迷住了，他开始探索一些投资者的业绩优于其他投资者的原因，因此他阅读了格雷厄姆的书。书中倡导的以大幅度的折扣价买入资产的观念引发了他的共鸣。他的母亲是位精明的女商人，当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正是因为他母亲买卖货物和给卫兵钱买面包，他父母才存活了下来。他母亲一直强调，以全额零售价购买任何东西都是愚蠢的，将她的原则应用于股票买卖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一位不诚实的同事被公司授予“月度风云人物”奖之后，范登伯格毅然辞了职，他决定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那时是1974年，他35岁，没有大学学历，没有相关经验，没有商业计划，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客户。
但他像参加攀绳运动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职业。他的精神科医生告诉他，采用职业运动员惯常使用的心理策略，他必定能凯旋而归。也就是说，设定明确的目标，想象自己完美的表现，重复积极的论断，排除所有怀疑和恐惧，直到变得自信。范登伯格沉醉于这种利用潜意识的技术，把自己变成了一只实验用的“人类豚鼠”。为了集中分散的思维，他学会了每天催眠自己。脑子里装满了振奋人心的积极论断后，他逐渐摆脱了那种认为自己无能、无价值的悲观信念。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詹姆斯·艾伦（James Allen）等作家的励志著作，一次又一次地翻阅1901年出版的《从贫穷走向权力》（From Poverty to Power）一书，他把它视为自己的《圣经》。
艾伦是一位精通基督教和佛教教义的自由思想家，在他的影响下，范登伯格确信，他要为自己的精神状态负责；他要原谅所有伤害过他的人，包括纳粹分子；他要让自己从愤怒中解脱出来；他要改造世界，首先要改造自己。艾伦写道：“创造或破坏你的生活、你的世界、你的宇宙的正是你自己的思想。当你的思想决定了你内在的力量时，你外在的生活和环境也会相应地得到塑造……不纯洁、肮脏和自私的灵魂正被引向不幸和灾难；纯洁、无私、高尚的灵魂正在迎接幸福和繁荣。”
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范登伯格下定决心完善自己的性格。他从多条精神道路探求智慧，无论结果如何，他发誓要追求真理。诚实和正直成了他的指导原则，他将艾伦的这一主张铭记于心：“没有美德的富人实际上是穷人。”他不再允许有关自己或他人的负面想法在脑海中徘徊，他不再允许它们虚耗自己的精力。对曾令他怨恨和敌视的人或物，他通过不断重复“我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等积极的话语劝慰自己。
他不像受过大学教育的势利知识分子那样怀疑一切或愤世嫉俗。他坚信，只要有意识地重塑自己的思想，他就能创造出辉煌的未来。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有坚持不懈的顽强毅力和不断完善自我的强烈愿望。他说：“我要努力提高自己，直到临死的那一刻。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无非这三点：永不放弃信仰，永不满足于现状，永不放弃。”
范登伯格从《巴伦周刊》杂志上剪下来了一张杰出投资家的照片。这位投资家身着三件套西装，自信地站在办公桌旁。他每天都盯着这张照片看，想象着自己成为一名成功的理财师后的样子。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年均收益率达到15%，但任何一年的损失都不能超过15%。实际上，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他都实现了这一目标。他把公寓里的杂物都搬了出去，仅在屋子中央放了张桌子，桌子周围堆满了投资类书籍。他放弃了他喜爱的象棋，因为玩象棋会分散他的注意力。打过一次高尔夫球后他得出结论：“我不会再参加这种运动了，它会束缚我的思想。”一位女朋友问他能否去吃她做的晚餐，他回复说，他必须学习，这位女朋友指责他举止像个和尚。
范登伯格自创了一套契合常识的投资方法，他还分析了数百宗收购案，记录了经验丰富的私人买家为各种类型的企业支付的费用，在此基础上，他制定了一些他必须遵守的实用规则，例如，只有当股票的交易价格比其非公开市场价值低至少50%时，他才会买入，当一只股票涨到其非公开市场价值的80%时，他就坚持卖出。
他坚守原则，且极为关注估值，这使他始终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1974年股市崩盘后，大多数投资者都避开了股市，他则毫不犹豫地买进了低价股，这使他在创业的头10年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到了1987年，股价在泡沫中不断飙升，他找不到足够便宜的投资标的来替代他按原则即将出售的股票了，他的客户在不断增加，但他管理的资产中有一半是现金，许多客户都很不高兴。尽管如此，他从未退缩，他告诉自己，“你做的是正确的，要坚持你的原则……现在，你可能会停业，但你做的是对的。”此后不久，泡沫破裂，股市一天之内暴跌了22.6%，“人人都惊慌失措，我却异常兴奋”。
在坚持经营了10多年后，他的世纪管理公司才实现了稳定的盈利。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坠入爱河并再婚了。当时，他负债累累，几乎无法养活自己，更别说养活他的新婚妻子艾琳和她两个年幼的孩子了。不久，他们有了第三个孩子。他们一家人挤在洛杉矶一幢139平方米的房子里，车库也被改造成了卧室。后来，他们花了大约35万美元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买了一套简陋的房子，此后一直住在那里。范登伯格说：“我不会卖掉它，我们都爱它。”
随着业务的扩大，范登伯格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更出名了。他的事迹被收录进了《全球99位最伟大的投资者》一书。在38年的时间里，他的年均回报率高达14.2%，该书作者盛赞他取得的优异业绩。很多大型资产管理公司试图收购他的公司。他很可能已经实现了收入超过一亿美元的目标，但他怎么能相信收购者会为了客户的最大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行事呢？当一家银行的4位特使试图说服他卖掉公司时，他告诉他们说：“我不会以任何价格出售我的公司，到了最后关头，我会把它关停。”
事实上，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暴富，他最初的目标是攒够25万美元的养老钱，足够自己退休后10年的花销即可。他说：“我不在乎是否赚了几百万，我只想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而且我不想拿走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富有的好处是不必担心金钱、账单或财务问题。”
与身家跟他类似的人相比，他的生活绝对算是简朴的。他说：“我从来没有任何物质方面的需求，我对大房子这类东西一点都不感兴趣……这让我很反感。”他是个素食主义者，热爱瑜伽，喜欢在满是书的办公室里啜饮甜菜根冰沙，不喜欢在奢华的餐厅里吃饭。他补充说：“我不太在意着装，我只有3套西装。”在很多年里，他一直开着一辆日产西玛车（Maxima），因为“它性价比最高”。当他的一个孩子问他为什么不买奔驰车时，他解释说，他不想用一辆花哨的车来“证明什么”，“我不想和持这种观念的人有联系”。几年前，他的妻子终于说服他放弃已开了10年的讴歌车，买了一辆雷克萨斯。他回忆说：“她特别想买那辆车，我不想违背她的意愿，她太兴奋了。刚买回来时我都不好意思开着它出行。”
一旦他对自己的经济前景感到“完全放心”了，赚再多的钱也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了。范登伯格说：“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对拥有的一切感到很满足。我觉得自己富有不是因为我钱多，而是因为我有健康的身体、很好的朋友、很棒的家庭。成功涉及健康、财富、幸福、心灵的平静等各种因素，成功不能只以钱来衡量，钱多也不意味着什么。”他回忆说，他之前有一位坐拥千万美元资产的客户，“他是个守财奴，为了省几分钱，他给我打电话时都是让我付话费的。”
“人们最需要的东西是爱，拥有的爱越少，他们需要的物质的东西就越多，”范登伯格说，“他们希望能以金钱、成就或者一些外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实际上他们所需要的是被爱和给予爱。你知道吗，我妻子从来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钱，她从不过问这个问题，也从不去想它，她只考虑如何在一些人身上花钱。”
他们最喜欢的一份事业是为被虐待和遭忽视的儿童建立了一个寄宿治疗中心，截至目前已帮助了数百名儿童。范登伯格和妻子给这些孩子买书和玩具，而且他们的亲密关系维持了20年。他还悄悄地帮助了许多经济困难的人，通常是“雪中送炭式”的，比如资助一些贫苦的孩子上学或是为生病的孩子支付医疗费。范登伯格说，帮助别人是“金钱能让我做的最好的事情”。
观察了几年范登伯格与他人的互动模式后，我发现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努力引导、支持和激励他人时所流露出的那种纯粹的快乐。他喜欢“催眠”别人（包括我），当有人躺在他办公室的地板上且处于深度放松状态时，他会向他们的潜意识里灌输积极的建议。当回忆起过去种种精彩的催眠经历时，他就会变得无比兴奋。他的儿子斯科特在练习铅球时扭伤了脚踝，但仍在他催眠下获得了铅球比赛的冠军。范登伯格喜欢向身处逆境的孩子、大学生和监狱囚犯讲述他从大屠杀中吸取的教训和自己的奋斗经历。为了引导他们走上正途，他还时不时地向他们赠送书籍，包括他花钱重印的特别版《从贫穷走向权力》一书。他说：“我认为，无论人们是穷还是富，我能送给他们的最佳礼物是一本能改变他们人生的书，所以我的业余爱好是送书。”
范登伯格经常琢磨这一问题：为什么他能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仅仅是靠运气吗？”他问道，“可能你会这么认为，因为我只不过是被统计的人中的一员，但不知为何，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我是因肩负着某种使命才幸免于难的，所以我要改变人们的生活。不为别的，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他办公室的文件柜里保存着他最宝贵的财产：他帮助过的许多人写给他的大量信件，包括无数的朋友、客户、陌生人和自己的孩子，他们发自肺腑地感谢他。“当你得知一些人的生活因你而改变时，你会感到非常快乐，这种快乐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我可能会失去所有的钱，但那时我仍然可以对着这些信件说：‘我没有过庸碌无为的生活，看看那些因我而改变了的人吧。’”范登伯格指着那一摞摞信说：“这都是我的银行账户。”
1 此后，索普沿海岸线把家搬到了约6公里外的拉古纳海滩，那里离大海更近。
2 米勒持仓量第二大的资产是比特币。简而言之，这样的投资组合不适合胆小的人。
致谢
没有各位杰出投资者耐心、慷慨和无私的帮助，本书不可能出版，感谢他们分享宝贵的见解和经验。我曾分别与几位投资者共度了几天，与几位投资者在多年的时间里交谈过无数次。令我欣喜的是，他们欢迎我去他们家和办公室里参观，允许我和他们一起旅行，坦率地谈论他们遇到过的挫折和挑战，其中一位甚至催眠了我，试图解密我的潜意识，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分享了毕生积累的最宝贵的经验教训，事关如何明智地投资，如何理性地思考，如何克服逆境，以及如何过幸福和充实的生活。我要向他们表达我最深切的谢意。
很多投资者都非常有见地，他们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内容。我要特别感谢查理·芒格、爱德华·索普、霍华德·马克斯、乔尔·格林布拉特、比尔·米勒、莫尼什·帕伯莱、汤姆·盖纳、盖伊·斯皮尔、弗雷德·马丁、肯·舒宾·斯坦因、马修·麦克伦南、杰弗里·冈德拉奇、弗朗西斯·周、瑟拉·泽鲁森、托马斯·鲁索、查克·阿克雷、李录、彼得·林奇、帕特·多西、麦克尔·普里斯、梅森·霍金斯、比尔·阿克曼、杰夫·韦尼克、马里奥·加贝利、劳拉·格里茨、布莱恩·麦克马洪、亨利·埃伦博根、唐纳德·亚克特曼、比尔·尼格伦、保罗·朗齐斯、杰森·卡普、威尔·丹诺夫、弗朗索瓦·罗森、约翰·斯皮尔斯、乔尔·蒂林哈斯特、卡伊斯·扎卡里亚、尼克·斯利普、保罗·艾萨克、迈克·萨帕塔、保罗·亚布隆、惠特尼·蒂尔森、弗朗索瓦·玛丽·沃伊西克、莎拉·凯特勒、克里斯托弗·戴维斯、拉姆德·阿格劳瓦尔、阿诺德·范登伯格、马里科·戈登和让-玛丽·埃维拉德。还要感谢已过世的5位巨头：约翰·邓普顿爵士、欧文·卡恩、比尔·鲁安、马丁·惠特曼和约翰·博格。
非常感谢我的文学经纪人吉姆·莱文，他热情、善良，提出了很多高见，没有比他更好的搭档了。向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执行编辑里克·霍根致以诚挚的谢意，他聪慧睿智、考虑周全，完美地完成了本书的编辑工作。在整个编辑过程中，他践行了从《禅和摩托车维修艺术》这本他最喜欢的书中学到的智慧，奉行了以质量为导向的原则。感谢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南恩·格雷厄姆、罗兹·里佩和科林·哈里森对本书的认可。感谢斯克里布纳其他优秀的团队人员，包括史蒂夫·博尔特、丹·库迪、贝克特·鲁埃达和贾亚·米切利。能在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本书是我莫大的荣幸，这家出版社是我喜欢的许多作家的圣地。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朋友和盟友的帮助、指导和支持，首先我要表达对盖伊·斯皮尔的谢意，他多年来一直是我的密友和支持者。盖伊乐于助人，喜欢成人之美，正是他把莫尼什·帕伯莱、肯·舒宾·斯坦因和尼克·斯利普等人介绍给了我，令我受益匪浅。还要特别感谢乔恩·格特纳，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不仅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持，还与我分享了有关《末世冰原》的精彩提议，对我构思新书大有裨益。
许多朋友给予了我关心和支持，非常感谢他们，包括迈克尔·伯格、马库斯·韦斯顿、伊坦·亚尔德尼、阿维·纳哈米亚斯、贾森·茨威格、阿拉文德·阿迪加、托尼·罗宾斯、迈克尔·奥布莱恩、塞西莉亚·黄、DJ·斯托特、吉莉安·佐伊·西格尔、尼娜·芒克、彼得·索里亚诺、弗莱明·米克斯、理查德·布拉德利、劳里·哈廷、艾美·斯通、洛里·斯皮尔、苏拉布·马丹、尼基尔·霍辛、克里斯·斯通、拉明·巴赫拉尼、玛丽·塔莱、贝弗利·古德曼、韦德·萨维特、南希·达尼诺、泰斯多特·派珀、马修·温奇、杰米·特鲁、克雷格·克拉维兹、霍华德·唐纳利、克里斯蒂安·莫克、高塔姆·拜德、史·查特、塞缪尔·弗里德曼、丹尼斯·桑普洛斯、理查德·韦特海默、戴维·沃思、玛利亚·博伊德、汤姆·伊斯顿、查尔斯·卡特利奇、埃本·哈雷尔、阿兰·达尔梅拉特南、莎伦·卡拉汉、海伦和吉姆·纽伯格、凯瑟琳·海因、安塞拉·纳斯塔西、琼·卡普林、乔希·塔拉索夫、埃利奥特·特雷克斯勒、拉尔夫·汤森、斯蒂格·布罗德森、普雷斯顿·皮什、肯尼斯·福克、哈达·纳德勒、丹尼尔·罗斯、马克·查普曼、奥利·辛迪、卡比尔·塞加尔、沙洛姆·沙拉比、杰丽莎·卡斯特罗代尔、兰迪·斯坦伯里、约翰·米哈列维奇、威廉·萨米迪、迈克尔·舍伯、戴维·梅克纳、凯瑟琳·布鲁斯、斯科特·威尔逊、露西·威尔逊·卡明斯、黛比·美莱克、雅各布·泰勒、理查德·克虏伯、安比·卡瓦诺、凯伦·伯格和拉夫·伯格。
非常感谢我联盟中心的朋友们，他们不只给我提供了一个美丽、和平的写作环境。中心的创始人马特·卢德默在很多方面都是我的榜样，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从投资到冥想的各种见解。与中心的每个人在一起度过的时光都让我很快乐，包括莱蒂西亚·雷耶斯·詹姆斯、卡罗琳·霍特林、法林·桑德、雅各布·苏里基奥、大卫·詹斯、艾莉森·吉尔伯特、安迪·兰多夫、克里斯汀·凯、格温·默金、丹尼尔·戈尔曼、德劳恩·米歇尔和丹·弗里德。
我感到最幸运的一件事是，我降生在了一个充满非凡人物的家庭。特别感谢我的大哥安德鲁·格林和可爱的大嫂詹妮弗·赫施尔；还有我的好姻亲马文·库珀、乔安娜·库珀、南希·库珀和布鲁斯·梅尔泽。
最后，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5位家庭成员。我的母亲玛丽莲·格林一直是我力量和支持的源泉，她总是第一个阅读我文字的人。我已故的父亲巴里·格林激发了我对语言的热爱和对投资的热情。我的儿子亨利·格林自始至终都是我不可或缺的文学伙伴，他天赋极高，对我的帮助不可估量。他帮我完成了背景调查，记录了我的采访，核实了事实，而且每当我写的内容需要进一步润色时，他都会积极指出来。我的女儿玛德琳·格林在讨论本书中出现的人物及其思想时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她也给了我很多情感上的慰藉，每当我情绪低落时，她都会鼓励我。有时候，我觉得是她在照顾我而不是我在照顾她。还有我的妻子，劳伦·库珀，她最善良，最有爱心。我22岁时就和劳伦在一起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都源于我们神奇的结合。我从心底里感谢我的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