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关于酒类、烟草、药品投资的很好的历史书。尤其是白酒、烈性酒和现在的烟草。
政府很容易对瘾品税收产生依赖。这种依赖也和瘾品上瘾一样，本质上就是一种会复发的慢性疾病。面对民众滥用状况之严重——例如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的酗酒问题，可能有一位有见识的领袖——如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和同僚们认为不能再坐视不管，决定为了大幅降低消费量不惜牺牲可观的税收额。这样做虽然起初就有生产力、国民健康、士气都提高的成效，有两股力量却会不断引诱政府“旧瘾复发”，一股是黑市买卖造成的社会成本（意识形态上的反对禁酒者会拿这一点大做文章），另一股是借瘾品税收补充国库的需求（在财政威胁下最为迫切）。
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他一贯犀利的言辞指出：“购买走私货虽然是明显在助长违反税务法律的行为，也连带助长做伪证，但如果要在买私货上假装有所踌躇，在多数国家都会被视为伪君子的一种迂腐行径，不但不能取信于人，而且会让人怀疑这故作姿态的人骨子里比别人都坏。”
从以上的故事可以学到一个教训，黑市似乎是“禁止令”的产物。这个观念是自由主义的瘾品史观的中心前提，也是主张在管制下合法化的理论依据。理论上讲，将大麻烟、可卡因、海洛因等瘾品课税后合法卖给成年人，既可杜绝伴随黑市买卖而来的祸害，又可用增加的税收来推动预防与医疗的计划。问题（除了公开销售可能使上瘾者增加之外）是，维护课税（以及不得售予未成年者之类的限制）多少也就等于维持黑市存在。税轻、限制少会使黑市成为不太严重的困扰，却也会使欲罢不能的使用者增多。重税和严密限制之下的上瘾者会比较少，却会制造诱因而引来走私与暴力，归根结底还是税的轻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