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4 09:14 · 来自雪球
//@方何之子: 回复@看透内心: （至于康泰的13和二倍体这里一定是包含了一部分估值的。但是最差按三年2023年远景来看这两个大品种最少贡献大20亿利润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吧？算上四联ipv等杂七杂八的，大30亿以上问题应该不大吧？三年后五联，麻腮风水痘的预期加成下给60多倍估值2000亿市值应该也不过分吧？这个已经最保守算法，当然有不同意的可以拿论点打我脸）
认同这个判断，同时也要知道的是，决定估值水平的不只是公司未来的成长预期，还有行业的竞争格局（比如重磅产品即将出现强劲竞争对手，或者自己有新的重磅产品）变化。还有就是当时（2023年）的全球（国内）利率水平预期，整体资本市场是牛市还是熊市等等。
决定一家公司未来市值的因素很多，所以即使基本面符合现在的预期发展到2023年，康泰的市值波动范围还是极大的，如果保持当下市场的估值水平，3000-4000亿（PE100）是可能的，而如果那时是熊市，利率飙升，流动性趋紧，叠加可能那时出现的行业格局变化预期，市值可能就是1000亿附近甚至更低（PE30）。所以用现在的思维去推测未来是很难的，更多的是猜测。
目前市值开始投资康泰，未来3年亏钱的概率极低，而能否赚到超额收益，某种意义上讲都是靠时运。除了新冠疫苗的不确定性，目前投资康泰生物的未来收益率不会很高，最暴利的阶段（2018年-2020年）已经过去了。不过话说回来，市场上99%的公司，现价投资，未来3年收益率都不会很好，多数都是负收益率。
新冠疫苗是康泰等疫苗企业未来市值最大的变数（确定是向上变，而不是有的人担心的负能量），一个是新冠病毒能否被在短期内（3年内）彻底消灭？从目前各家疫苗的临床数据看，没有一家疫苗能彻底阻止病毒的侵入和传播。至于中和抗体药物，只能治疗，不能防止，所以接种疫苗是唯一逐步消灭新冠病毒的办法，在没有完美疫苗（接种后永不感染）的情况下，通过持续多年的接种（类似消灭天花等病毒）来逐步彻底消灭新冠病毒。也就是说新冠疫苗极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疫苗大单品（超过200亿美金）。
如果新冠疫苗成为常规疫苗，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纳入一类苗管理，一剂单价股价在（3-5美金），疫苗企业一剂获取1-2美金利润是很合理的。而对于拥有巨大产能的疫苗企业来说，都是巨额利润，比如智飞生物，3亿产能对应30亿以上的净利率，是目前利润水平的1倍，而对于康泰生物，50-80亿利润是目前利润规模的10倍。
综合来讲，康泰和智飞除了新冠疫苗的预期，除了较好的商业模式，是个收益很平庸的投资项目。而新冠疫苗预期实现（长期大单品）的话，目前的市值就是极其低估。
一年后，一切都会清楚，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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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雪球修改于01-14 11:26
药明康德全球论坛：大流行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来自巴菲特读书会的雪球原创专栏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全球医疗健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业界同仁群策群力的高效应对，危中寻机，开始了人类对抗疾病的新篇章，2021年，面对未来的医疗需求，业界该如何继续携手迎接挑战？进展迅猛的潜力疗法，能为未来新药带来哪些启发？面对前进道路上的荆棘，又要如何加速突破，造福病患？在创新时代缔造新锐标杆，又有哪些良策？在论坛首日，洞察健康趋势的全球性组织掌门人、深耕研发一线的科学家和多年蝉联福布斯最佳创投人榜首，齐聚药明康德全球论坛，分享各自对于创新2021的理解和洞见。
疫苗的可及和公平，这是目前在获得疫苗方面相当严峻的问题。
即便在我们的先进行业中，也看到了疫苗的产能限制，在全球尺度上以需要的速度推进工作是大家需要的，但在全球做到这一点，则是一个关键的挑战。
[精彩观点]
我预计我们将看到mRNA疫苗的进一步发展——mRNA疫苗的快速发展和基因组学让我们对下一个大流行病做好准备，将成为我们关注的两个重点领域。
如果有临床试验网络的合作，在应对和适应方面更加迅速，这样就不用每次开始做临床试验时都要从头开始……这不是难以逾越的科学问题。
在诊断学领域，实际上只有20%的生物技术样本数据库被共享……大大减缓了诊断技术的开发速度。
和对抗一种传染病相比，在治疗癌症方面，研发项目数量和方式还不够多样，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协作的力量来获得相同的研发水平和推进速度。
在约40类病毒中，我们仅有针对10类病毒的疫苗。
想要在100天内得到一种疫苗...需要做两件事。
疫苗的产能限制、疫苗分发的可及和公平，是目前相当严峻的问题。
[论坛嘉宾]
**Michelle McMurry-Heath, BIO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teve Bates,英国生物工业协会首席执行官
**Arnaud Bernaert,世界经济论坛“健康与医疗保健的未来”全球负责人
**特邀主持：杨青，药明康德联席首席执行官
大流行对医疗健康和生命科学行业带来了哪些挑战和机遇？
MICHELLE：它几乎带来了所有你能想到的挑战，这是一个原本无法预见，但也许我们应该预见的一年。这个行业必须对过去的每一个预设发起挑战，包括如何工作，如何合作，如何反应，如何保持研发的速度以及如何向患者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行业如何做到真正地迎接挑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为全球的生物技术公司感到无比自豪，BIO一直在追踪所有响应COVID-19的研发和开发计划。在2020年的12个月里，这些公司共计启动了838个研究开发计划，旨在预防、阻止或解决COVID-19。我们看到了行业中大家的相互合作彼此激励来对抗人类共同的敌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ARNAUD：我对行业的努力和我们已经看到的结果点赞，包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出治疗性疗法和疫苗。我想我们也要讨论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我认为不同的研究联盟之间仍然有相当多的重叠，比如说我们有ACTIV(NIH和多家医药公司构成的疗法和疫苗开发合作）、有BARDA（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管理局），在欧洲，我们建立了加速研究的联盟，我们有治疗加速器和ACT（Access to COVID-19 Tols）来协调开展试验，它们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运作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让不同研究联盟之间我们进行更多越来越多的交流和协调。第二点在于，很明显行业现阶段正在维持非新冠患者治疗的可及性。众所周知，癌症诊断每延迟一个月，就会对患者预后率产生7%到13%的影响。（备注：疾病预后是指疾病发生后，对疾病未来发展的病程和各种结局的预测。）因此，我们需要想办法来让这些患者获得护理。回到可及性的话题上，我认为，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大家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疫苗的可及和公平，这是目前在获得疫苗方面相当严峻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机会，让行业能够与COVAX或ACT-Accdlerator这样的组织更多地合作，为不同国家保留一些剂量的疫苗。
STEVE：“开拓先锋之路，惠及全球病患”，当你给我这个充满憧憬的话题的时候，谁能知道2020年这一领域会有这么活跃？我看到了两个挑战和两个机会。我认为社会给我们的挑战是：需要一个解决方案，而科学正在向着寻找答案的方向努力。我认为我们已经迎接了这个挑战。我认为第一个机会在于它展示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我在阿斯利康/牛津大学的疫苗中看到了这一点，我在mRNA封装技术的开发中看到了这一点，我在基因组技术中同样看到了这一点。我认为我们也有机会在更多实践中展示这种本能。作为一个来自英国的团体，我们已经表明我们是以科学为基础，我们也很具有合作精神，非常期待合作，我们为全球着想，正如ARNAUD刚刚所说，可及性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最后谈到挑战，我认为我们发现，即便在我们的先进行业中，也看到了疫苗的产能限制，在全球以需要的速度推进工作是大家需要的，但在全球做到这一点，则是一个关键的挑战。
如何在加速COVID-19疫苗研究中发挥合作优势？
MICHELLE：很振奋看到我们这个行业一直以来都是充满合作，我们可以看到，大型医药公司与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之间活跃的合作，这些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往往处于科学的前沿，他们不断尝试最具创新性的方式和方法。联邦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之间如此紧密的合作也是我们过去从未见过的。我们在BIO建立了一个COVID-19中心，让人们拥有一个类似Craigslist的网站，在这里他们可以说我需要生产制造能力，我需要先进的mRNA技术，并允许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大小小的公司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快速合作，而这在过去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所有，很高兴看到人们这样真正地团结在一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抛开了竞争本能和其他优先考虑的事情，努力地形成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所有这些对于大家取得非凡进展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特别是在疫苗开发方面，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需要一些国际间的合作，而这些合作对于帮助我们更快地到达目的地非常重要。我们也从合作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学到了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我认为我们在创新科学和发展科学方面的合作还可以做得更好。特别是在涉及到临床试验以及如何分发疫苗问题上，我认为我们还可以从COVID-19中再学到一些东西，这样我们就能在下一次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ARNAUD：我们从世界经济论坛的角度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们2017年在达沃斯发起了CEPI，在那之前，我们已经非常努力地开展了一年的工作，与此同时，和我们一样的其他合作伙伴也在加紧与论坛合作方如辉瑞、Moderna、强生、阿斯利康以及其他许多公司进行合作。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还包括与监管机构的通力合作，强生公司的Paul Stoffels谈到通常我需要两周时间才能得到FDA的答复，而现在我们一天要沟通五次，所以，当监管者开始参与其中时，一切会变得截然不同。
STEVE：我认为，我们必须对COVID-19基因序列的公布表示敬意，因为这使大家开展早期的合作，获得早期洞见成为可能，这是在许多不同平台中开发新疫苗的先决条件。现在这些新疫苗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将这一重要数据全球共享，对大流行病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并使研发出预防治疗方法得以真正实现，所以这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件事。我认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非常重要。我所在的行业协会，在政府、学术界、小公司、合同研究机构和大型医药公司之间起到了纽带作用，和MICHELLE一样，当看到不同团体以这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走到了一起进行合作，我认为这是非凡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是研发成功后的挑战，那就是分发，那么它将如何运作呢？我认为，这些对于挽救更多病患来说是确实的挑战。我希望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的为全球着想的态度，我们已经能够从ARNAUD提到的一些国际合作中受益，而且我们一直全力与那些热衷于合作的组织进行合作。如果我可以说一些临床试验的话，在我的国家，我们能够从中受益的事情之一在于我们有一个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它会认真运作并让社区人群参与这些试验，正因如此，我们得以利用早期的科学数据，证明地塞米松确实对治疗新冠疾病起到了作用。然后，我们还看到那些通过WHO和其他数据共享，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建立的合作，使得一些荟萃试验或试验的荟萃分析显示了类固醇的益处，它们不处于疫苗开发的前沿方向，但是对改变重度COVID-19患者治疗模式有着重要的贡献，在全球许多地方在几个月内就能获得这些药物，而且是许多医疗系统可支付的价格。我认为，这些成绩和牛津大学/阿斯利康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分发它们联合开发的疫苗，是我很自豪在合作中看到的成就。最后一点，在我看来，这种合作当然是以国际规范和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在一个行业中，如果我们没有知识产权来确保能够合作，就很难以我们看到的速度和规模去开展工作。然而有时候，这个行业的批评者并不总是强调这一点，这是我们今年所看到的合作的基础和重要因素。
这次大流行会对行业的创新产生的影响？
MICHELLE：当然，我原来想我们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但当我们齐心协力并专注地努力实现目标的时候，发现科学是可以为我们带来新的成就的。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这是一个新的范式。因为多年来我们在许多疾病研究领域真正困扰我们的事情在于此，但现在我们知道，绊脚石可能是关于合作或者更快进入市场的能力，以及在研发获得成功后，在不影响安全性或有效性的情况下，监管灵活性的要求。如果有临床试验网络的合作，在应对和适应方面更加迅速，这样就不用每次开始做临床试验时都要从头开始，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难以逾越的科学问题。因此，当我们不断前进并试图解决其他疾病领域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预期。
ARNAUD：我认为我们的疫苗领域所学到的尤其是在合作方面学到的经验，一定可以在其他领域推广应用。例如在诊断学领域，实际上只有20%的生物技术样本数据库被共享，如果不能访问这些数据，将会大大减缓诊断技术的开发速度。我也在思考，我们基于从新冠疫苗开发中学到的经验，可以为阿尔茨海默病做些什么？例如，在重新安排临床试验，或使用人工智能挖掘过去失败药物的大型数据库，从中为“老药”找到“新用”，我认为有很多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机会，就像STEVE之前提到的那样，我认为我们将从疫苗的开发途径中总结出相当多的经验。
STEVE：我们将会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去年我们看到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是，DeepMind在蛋白质结构预测方面的突破能否在未来10年内产生真正的影响，而不是现在新冠疫苗开发的影响，这可能对未来几代人产生影响。但是在我们这个领域，有一些根本的东西在发生变化，例如正如ARNAUD提到的老年失智症研究，我们已经有了老年失智症基金，它在与一些创新合作伙伴合作，如美国橄榄球运动员协会，与传统医药公司合作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中一些合作，例如与新冠相关的合作中，我们看到它们在其他疾病领域方法中也有一定的背景和基础，我认为这在其他领域是可以被借鉴的。我预计我们将看到mRNA疫苗的进一步发展。现在，最让我兴奋的事情之一是，我们能否预测新冠的发展趋势，病毒是如何变异的，以及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思考和建立数据库预测这些突变，这将使我们有能力对在这种疾病或其他疾病中发生突变时做出快速反应。对我来说，第二件事情是基因组检测的价格正在降低，从技术角度看，Nanopore助推了这个趋势，在中国也有很大的推广，基因组检测能够让我们对新冠病毒突变有更具颗粒度的理解，这类数据的共享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追踪新冠的大流行。基因组检测也将使我们能够发现更多关于其他疾病发展的信息来支持疾病研究进展。我认为这两件事，mRNA疫苗的快速发展和基因组学让我们对下一个大流行病做好准备，将成为我们关注的两个重点领域。我认为它们将成为新的公共伙伴关系、新的国际合作趋势。
大流行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
MICHELLE：我想我们学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研发项目的数目非常重要。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追踪了有关新冠研发项目的数量超过了800个，我们也曾经做了一个比较，在肿瘤领域，全球目前共计只有350个左右的研究和开发项目，和对抗一种传染病相比，在治疗癌症方面，研发项目数量和方式还不够多样，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协作的力量来获得相同的研发水平和推进速度。因此，我们需要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而且需要确保那些有希望的项目最终“开花结果”，因为这样才能让我们最终能够获得成功科学结果。这是我学到的最大教训。我们不应该忽视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是必须采取包容性的研发方法，研究和开发在制定研究议程方面，你需要有不同的参与者，但也需要在临床试验中保持较大的包容性，如此，当你面对不同的患者群体并讨论一种治疗是否适用于该群体时，就有相应的数据来支持，这和其他的事情是一样的。例如，当我们与非洲裔美国人群体讨论他们接种新冠疫苗时，我们能够参考Moderna的临床试验和辉瑞的临床试验，在这两个临床试验对有色人种具有高度代表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过程，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临床试验在将来具有代表性。
ARNAUD：就疫苗开发来说，我们已经了解到，疫苗开发过程中新平台的使用非常有用，mRNA技术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还认识到我们在生产制造能力方面的不足，很多国家想要建立自己的疫苗生产制造体系，在我看来，我们能做些什么使这些不同的体系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韩国、瑞士、法国和德国以及英国都要建立自己国家的疫苗生产制造体系，他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个专注于新型技术、新型平台的网络联系起来，并针对目前30类尚且没有疫苗的病毒种类来开发疫苗，以对抗病原体。想一下，在约40类病毒中，我们仅有针对10类病毒的疫苗，如果无论如何都要通过投入来获得这种能力，我们如何能够在和平时期利用这种能力来加速新平台的开发，以及针对原型病原体进行疫苗研发。很明显，我很希望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能够出现。
STEVE：如果你问我学到哪些东西对我最具启发性，我认为是利物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的传统。为什么一个以足球闻名的城市他们要有一个热带医学学校？这是因为，利物浦是一个港口城市，当时帆船是从英国到世界各地进行贸易的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他们对于全球健康以及相关风险因素有着自己的传统和理解，这在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科研机构中是根深蒂固的，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方法。正如ARNAUD所说，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对疫情作出最现代化的响应，包括连接全球的能力，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对抗的能力。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如果我们想要加快节奏，我们确实需要更大的规模。像药明康德这样的公司，它所具有的全球生产能力和规模，对于完成这类工作至关重要，这是我学到的一件事。第二，科学已经设定了很高的标准，我们应该期望社会对我们的期望保持在高水平上，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知道一些科学问题无一不充满挑战。对于ARNAUD提到的，关于部署一些能够对抗其他病毒能力构建的观点，我们大部分的经验来自于埃博拉病毒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来自Wellcome Trust基金会或者其他机构的委托。在英国，有些病毒可能不会立即成为公众健康问题，但有人正在研究这些课题，而且得到了资助和支持，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全球网络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继续相应的工作，正如MICHELLE所说的，在整个疫苗接种过程中都要保持公众的信心，而不仅仅是在临床试验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让我感到振奋的事情之一是公众对疫苗和疫苗接种过程都充满信心。2020年我一直对此感到担心，但是到了年底，我对此感到鼓舞，因为2020年在英国我看到了许多老年人在社区向人们讲解接种疫苗的好处。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课，让我们保持自信，能够向研究人员一样来思考规模和交付能力。如果新冠疫苗一开始能像脊髓灰质炎疫苗一样容易分发就好了。我们需要像思考基础科学一样思考制剂和递送能力方面的一些挑战，对于这些挑战，基于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我们现在可以非常有信心地看待它们。
如何应对下一次公共危机？
MICHELLE：当然，回到我之前所说的，我认为全球临床试验基础设施和监管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提升，这样我们才能为即将进行的科学研究做好准备。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思考我们未来的人才管线，需要让更多的年轻人对科学感兴趣，让他们看到科学的力量（他们在疫情中已经见识到科学的力量），但是我们还需要吸引更多最优秀的人才加入科研领域，因为这非常重要，特别是来自不同群体的人才，但对此我感到担忧，特别是考虑到大流行期间的教育状况，一些国家的学生能够继续接受教育，但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学生教育确实受到了挑战。因为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不幸和意外的空档年。
ARNAUD：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也是我喜欢和我的好朋友，也就是CEPI首席执行官所讨论的话题。他的精彩回答给了我很好的启发，他的回答是，想要100天内得到一种疫苗需要做些什么？需要做两件事，首先，从疾病检测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需要缩短两个，实际上，报告机制基本上是以国家为基础，以自愿为基础，首先向WHO报告突发事件，然后通过WHO向全世界进行通报。在现今基因检测网络已经非常可观，我们可以缩短两个月的时间；此外，需要让具有疫苗生产能力的创新平台组织生产联盟，致力于开发针对原型病原体类病毒的疫苗，哪怕我们对这些病毒还不是非常了解，由此我们可以节约数个星期，这样我们就可能在100天以内就能够得到新的疫苗，这就像是疫苗“登月”一样，非常鼓舞人心。
STEVE：我认为，实际上，2020年将激励一代人，就像太空竞赛激励一代人研究物理一样，一些看到进步、理解挑战的年轻人将进入我们的行业，推助生物医学创新。我们必须确保他们能在我们的行业中获得机会，无论是通过传统的还是非传统的途径，让年轻人看到这种价值可以传递给社会，并且认识到生物技术领域不同类型的角色都有可能做出鼓舞人心的事业。这些角色可以是行业里各个层级的。我认为我们有责任让年轻人发挥他们渴望加入行业的热情，我认为这是其一。我们能够做的另一件事是，将疫情视作是公共卫生危机历史的序章，未来如果我们重温这一章，可以了解过去全球流行病是如何发生和影响我们的，无论这是欧洲人所说的黑死病——鼠疫，大流感，还是2020年新冠疫情，现在的情况是，这些事情发展更快了，但我们现在对疫情的反应，在一个层面上来说绝对更复杂，在另一个层面上，与过去非常相似，待在家里，不要和人接触，请保持距离。所以现在我们有非常高科技的药物干预，也有非常简单的非药物干预方法。
特别提醒：本文为投资逻辑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
